我一听心想，真是不对劲儿，是啊，我们为什么没带货车来？也没叫搬运工，指望我们仨，根本不可能搬动啊。
等着，傻弟弟。姐姐说。
我只好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姐夫打了几回电话，从门口进来六台加长平板拖车和两台起重机。我们迎过去，卡车上下来一个穿着黑色运动服的老年人走到车间大铁门前打开几重锁链，紧接着打开里面的灯，用沙哑的嗓音说，快，快点。
姐姐叫了声马叔，老年人对着姐姐叹了口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妞子啊，我们是全完了，指着你们了。
里面乱七八糟，地上扔着劳保手套和一些工具，昔日即将能换成大把外汇的半成品轮胎裸堆在过道上，几只受惊的老鼠嗖地蹿出来钻进旁边一堆纸板箱中，履带上粘着没压好的橡胶皮，头上扎出一排钢丝，像被切开的肋骨，晚秋的风从坍塌的顶棚灌进来，吹起一地尘土。
一部小叉车迅速清理了过道，在姐夫不断打着手势催促中，两台起重机各沿一条过道，把早就拆解开来的机器一块块吊放到卡车上。没人说话，隆隆的车声在空阔的厂棚中沉闷而悲怆，吊臂无情升降摆动，外星巨兽般，缓缓地、无可阻挡地，把这个曾经繁华过傲慢过的古老帝国拆解得四分五裂，拆解成一片废墟。
最后，我随着姐姐出了门，回身望望黑暗中尘埃未定的厂棚，走到车前，在半夜的秋风中打了个寒战。
回到家，姐姐打电话请国华叔叔送我回校，我诧异她为什么不一起走，姐姐告诉我，她和姐夫都已经辞职了，东城的房子也卖了，已经把家全搬过来了。姐姐坚定地说，我们的产品，是曾经贴上世界名牌的商标销到四十多个国家的，我们不能认输。
昨晚那设备，你们搬回厂里了？
我突然想起来。
搬回厂里，还不让人抢了。姐姐说，不过，该还的债，我们认，相信你姐吧，早晚有一天，我们连本带利，都还上。
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到贴切的词来形容我那一刻的心情，我不敢相信，但又知道这是真的，有不解，但又感觉感同身受，有恐惧，但又感觉必须勇敢——
那一刻的姐姐，我既熟悉，又陌生，既佩服，又担心。
姐姐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放心吧，我们一定能重新站起来。你赶紧回，好好读书，将来我累了，你来帮我。
我回到学校，依然是上课补课实践考试，与以前不同的是，我开始时不时想起父亲，想起他那晚打开门，走进房间的背影，想起他耸动的肩膀和“也很好”“一有风吹草动，渣都没了”的话。睡前在我脑海里晃动的脸，有时候，也由母亲变成父亲了。我还经常想起姚曼老师关于亲人、关于婚姻的那些话，到现在，我还是不能十分明白，只是感觉婚姻不再是那么天经地义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了，也许，是一个人一个样吧。而对于父亲，我心里的芥蒂还在，那些恨意还在，甚至是不屑，也还在。只是，其中，隔三岔五地生出些哀伤，生出些怜惜，生出些牵挂。现下，写着这些文字的我，二十岁，余生还长得望不到头，这漫漫的路上，我相信，有我与父亲更进一步的互相观望和交流，互相理解很难，但我希望有一天，也会有所尝试和收获。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想起姐姐，想姐姐趴在车窗上的那张脸，想姐姐说，我们不能认输，想姐姐以怎样的决绝亲手砸掉了多少人羡慕的铁饭碗，想姐姐对我说，将来她累了，我得帮她。有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有时候，想着想着，天就亮了，有时候，想着想着，泪就流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