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一根竹竿儿，姐姐急得没了奶水，大姨父和大姨，已经在商量卖东城的一处房产救我们家的急，老家一个原来不大来往的堂伯送了五万块钱给姐姐，让父亲好好养病。亲人们的帮扶和安慰，让我们既感动又惭愧，因为姐姐说有好多亲戚，我们家好时，并没怎么照顾他们。姐姐说，患难见真情。而我则想，我们还有机会回报他们吗？
这次回家，我们和父亲在原来三楼的小房子里吃晚饭。姐姐炒了青椒、鸡蛋蒜黄，炖了鱼汤，烙了包菜馅饼，熬了小米粥，切了咸菜丝。我们围坐着暴起漆面的小圆桌默默地添饭，咀嚼，吃着吃着，父亲放下筷子，掩面啜泣起来。
父亲双手捂着脸，已经瘦削下来的双肩耸动着，我和姐姐放了筷子，手足无措，这大概，是父亲第一次在我们面前放下所有的坚硬，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父亲，一个孱弱无助的病人，一个赤裸裸的失败者。作为长期对他怨怼，谈不上任何交流的子女们，我们找不到任何话语安慰或阻止他。
我和姐姐看着父亲往悲伤悔恨的深井慢慢陷落，又一言不发地看着他搓着脸，捂着胸口深重地咳着，抽了纸巾擦着涕泪，一寸一寸爬出来。
父亲阻止了姐姐去温粥，摆手示意她坐下，姐姐看看我，我也看看姐姐，不知道父亲要做什么。而父亲自己，却拿着一张纸巾擦完脸又擦手，又擦眼前的桌面，擦无可擦之后，抬头看了看姐姐，又转向我。
考大学，也很好。
父亲说。
当工人，也很好。
父亲又说。
自己的技术不行，只能跟着人家捡点剩饭，一有风吹草动，渣都没了。
父亲说。
在我和姐姐面面相觑之时，父亲说完，端起眼前的碗喝了口米粥，站起回房间了。
我看着父亲走了几步，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拧开门锁，推开门，将佝偻的身体拽进房间，再掩上门，把我和姐姐挡在他身后。我想，此刻，门里面那个父亲，和当日把我送到东技门口，对我说“只能当个工人”了的父亲，不是同一个人了。
饭后，姐夫拉着我去欧陆轮胎厂拉机器，我说我还得赶紧回校上课呢，姐夫指了指里屋，说，老爷子的意思，让你也去看看。我只好下楼上了车。
姐夫说他们前年刚从德国引进的生产线，世界上最先进的。只是——姐夫说，再先进的生产线，没有订单也白搭。我很不解，误以为父亲也想引进，现在这形势，这不是开玩笑吗？
看这个干啥，我们又没钱引进？
姐姐解释说，当地的几十家轮胎厂，前几年，外贸订单像雪片一样往这里飞的时候，都抢着扩能。扩能需要钱，就贷款，厂与厂之间，互相担保，连环担保，谁也没想到突然打起了贸易战，一开始还以为说说玩玩，没承想愈演愈烈，世界经济形势迅速恶化，银行为自身安全，疾速抽贷，好多厂一眨眼就转不动了，厂区和固定资产光被法院查封的就有十几家，欧陆轮胎算得上龙头了，两千工人，几乎一夜之间跑得干干净净——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问。
姐姐说，他们引进生产线用的资金，是我们担保的。这是马叔（欧陆的老板）看在多年的交情上，私下里跟咱爸说，赶紧把机器弄回来，晚了，恐怕连块废铁都捡不着了。
那我们弄回来也没用啊。我说。
姐姐说，弄回来，我们设法弄回来。这设备不是说买就买的呢，当年费了好多周章——
正经过一片育苗场，尘土落满侧柏和塔松枝叶，灰扑扑的。姐夫关上车窗，前前后后指指，说，看见了没有，这几公里的路两边，轮胎厂，七家，现在只有最小的傲马还开着门。我听爸说了，人家当年没做贴牌，也没呼呼地上生产线扩产能，现在才明白，人家这叫稳扎稳打呀，人家这傲马轮胎，没叫响过，这人工开合的铁大门，从来没换过，但人家的傲马轮胎，现在还不慌不忙地卖着，看见没，就那家，看，还往外运货呢——
我突然很想让姐夫转头到这小小的轮胎厂里瞅一眼，但就那么一想，还没等想完，就到欧陆了。
进了厂，直接往南到最头上一排蓝色车间，姐夫把车停了，下去从后备厢里拿出块灰不溜秋的车衣把车罩住，问姐姐，腿酸不酸？下来赶紧溜下腿儿吧。
看姐姐摇头，姐夫坐进车里。
我挺吃惊，问，为什么怕让人认出来，我们又不是来偷东西。
唉，姐姐苦笑了下，说，这傻弟弟，咋说呢，我们县里三十三家轮胎厂，除了在县城西北角的四五家，其余大部分，都集中在附近，谁不认识谁？我们没事儿来这里，是啥意思？马叔只有我们一个债主吗？你信不信，你现在要开门去动机器，马上会跑出来百八十口的，一眨眼就给你搬没了——
什么意思？我看看四周，很安静，刚才给我们开门的保安也缩进屋里，再不见踪影儿了。
天渐渐黑下来，但姐姐和姐夫，都靠在后枕上，一声不吭。
我说我们在等什么，赶紧搬吧？
姐夫头靠着后枕晃了下，扑哧笑了，咱仨搬吗？放在咱们后备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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