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球手”中的“职业”父母,从始至终不失微笑。
几天后我新婚旅行归来,家里收到一个包裹。那是爸爸寄来的新婚礼物。我看电视,喝茶,准备出门,一直没对包裹表现出丝毫兴趣。最后妻子撕开了箱子。箱子里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品牌红参真液。“放到车上吗?”我记得妻子这样问的时候,我只是默默摇头。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听到了爸爸不做网球裁判,到处推销保健食品的消息。后来又去了什么体育用品店工作,又学习什么粉刷技术。偶尔听到爸爸的消息,转眼就是二十年过去了,最近我听一位社区的朋友说,“我在路上见到你爸爸了。”朋友说是在南九老人力市场附近遇到爸爸的,变化太大,差点儿没认出来。看我没有回应,朋友摸着啤酒杯说,可能是自己看错了。“怪不得看起来不太对劲儿”,朋友转移了话题。
变成“别人家”的人之后,仍然参与“我们家”的活动,这是爸爸常做的事,像蒙住双眼的人依赖指尖的触觉猜测事物的名称,爸爸借助“礼物”的形式摸索人生的重要节点,努力去纪念。据我所知,即使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爸爸也这样做。和妈妈分开后,爸爸每月按时给我们寄生活费。最初几年是每月100万,某一天开始变成80万,后来减少到50万,30万。不过寄钱时间真的很长。最后一次寄了二十万零几千。如果汇款迟了,爸爸一定会联系妈妈。他就是这样的人,就像严冬时节整齐叠放在房间里的被子,端正、厚重而沉闷。当我听说爸爸因为神秘事件放弃学校的工作,而到江南某网球场担任裁判,我觉得爸爸很适合这个位置。那之后,爸爸在我高中毕业时寄来了电子词典,大学入学典礼时寄来了领带,我参军的时候寄给我手表。一看就知道是煞费苦心,其实普通至极的东西。大家都送钢琴、鲜花之类。红参真液是我从爸爸那里收到的最后的礼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的消息越来越少,这不是因为爸爸变得冷漠,而是因为他的儿子已经长大,完全有能力独自处理社会仪式了。他自己的人生和我的人生中都不再有值得鼓掌庆贺的事情。时隔几年后打电话约我见面,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因为妻子怀孕的消息。
韩国是冬天,而泰国却是夏天。听说泰国一年有三个阶段,质地不同的三个季节,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韩国人来说,只能感觉到“普通夏天”“闷热的夏天”和“极度炎热的夏天”。我坐在公交车上,通过手机看韩国的天气和新闻、股价和汇率。一月,在连日的寒流和暴雪中,韩国依然马不停蹄。车窗外的夏天却是悠闲的。苍翠、丰盛而潮湿。在陌生国家看母语信息,感觉手里握着的不是手机,而是水晶玻璃球。玻璃球里白色的雪花纷纷扬扬,球外却是夏天。喧闹而旺盛的季节。妻子责怪我,难道是来这里上网的吗?膝盖上已经堆了好几个香蕉的皮。妻子和在家一样把我看成手机狂,其实我来到泰国,而且是和家人一起旅行的时候还要开通国际漫游,当然有原因。我在等一个电话。
去年,我每周要到郊外上三次课。我负责位于K市的某专科大学和私立大学两处的课程。B大开设的“文化理论研讨会”早晨九点钟开始,我必须抓紧时间赶到。从家到南部客运站一个小时,从客运站到K市一个半小时,从学校正门到讲课室15分钟,往返需要五个小时以上。赶上天气不好,我就拿着雨伞在公交站和孩子们一起排长队。有时因为不好意思和听我讲课的学生们同乘一辆车,我就在学校周围徘徊一会儿再上车。即便这样,公交车上也还是有学生向我点头行礼。偶尔并排坐在满员的公交车上,这种尴尬会加倍。同样的距离,却感觉回首尔的路比去K市的路更长。尤其是周五下午的课结束后回家的时候更是如此。一到高速公路停车区,我就总是尿急。到达首尔客运站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公共卫生间。尽管这样,尿意还是轻易无法缓解。乘坐地铁回家的路上,膀胱越来越膨胀。到家脱下鞋子,我就急匆匆地往卫生间跑,然后连门都不关,更不顾妻子在后面看着,每次都能哗啦哗啦排出大量的尿液。
第一次在母校开讲座,开始四处奔走讲课,那时候望着高速公路周围的风景,我有些心乱。虽然旅途中路过几次,但还是这样。当风景不再是风景,我也变成风景的一部分,瞬间就会感觉不安。我切身感受到作为首尔土著,我对“中心”是多么熟悉,受了它多少惠泽,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自己是怎样因此而脱离中心的。
太阳落山,黑暗在刹那间降临原野。地方小城的黑夜比首尔来得更早。上完课坐上巴士,全身的紧张就缓解了。还有怪异的兴奋和觉醒犹如药劲儿般萦绕不散,有时会产生错觉,以为不管有谁提出多么难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路上迎来的黑暗每次都很陌生。外面漆黑一片,很难判断我经过的地方是哪里,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这时我感觉自己来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巴士在“不是城市,也不是非城市”的空间里穿行很长时间。经过未出售公寓和折扣卖场、塑料大棚和工厂、公共墓地和花园,经过卖泥烤鸭和烤鳗鱼的养生餐厅、普罗旺斯风格旅馆。首都和地方的接合部地带粗糙得就像毫无诚意缝制的布料。农田在黑暗背后无聊地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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