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进入首尔收费站，拖着长尾巴的汽车队伍却又谎言般出现了。无数的灯光红彤彤地被吸入中心方向。
八年前第一次讲课的时候，我就像新员工一样激动不已。如今我也总算走出郁闷的图书馆，开始尝试社会“活动”，面对妈妈和女友似乎也有了面子。利用同时代大众歌曲或动画资料准备新鲜的课程也很有趣，我也不反感学生们向未婚“年轻讲师”投来善意目光的态度和理性的紧张。或许是因为讲课本身自带的表演性，面对大众“滔滔不绝”的职业带给我的兴奋和羞涩，那时也深得我心。大学毕竟是大学，春天的绿，秋日的黄都是那么美丽。孩子毕竟是孩子，单纯而敏感，偶尔又骄傲和无知得让人叹息。校园里飘浮着性格上的乖僻和道德的优越感，混合交融，还有莫名的溃败感和无力感也像沉重的空气那样游转，越是休学和转学频繁的地方越是严重。名牌大学的学生们也没有大的不同。十几岁便已接受过高密度辅导班课程的孩子们，面对讲师们的努力也不会轻易被打动，就像看惯了著名演员的观众似的漫不经心。他们忙于学分管理、打工、就业准备，比高中生更累。当然，我在刚做讲师时的欲望和期待也失去了很多。课后回忆自己的失误，甚至后悔好几天，这样的事也渐渐减少。讲课室里没说完的话自己嘀嘀咕咕，惊醒睡梦中的妻子之类的事也变少了。跟学生们真诚交谈之后，现在依然会后悔，明明做个诚实的讲师就可以，我为什么还要试图成为“老师”。对于上课打盹或者玩手机的学生我会适度地视而不见，面对无礼的提问见怪不怪，相比关系更注重实务，现在我成了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我更接近于职业棒球选手、职业高尔夫选手那样的“职业”讲师了吧。最近，我得到了走上职业讲师之外其他岗位的机会。
一年前的春天，我第一次遇到郭教授。我在校门前的公交站等车，下面走来一个和郭教授很像的人。郭教授是B大刚成立不久时的文化产业学系的系主任。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做嘉宾的节目。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我。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打招呼，他竟然亲切地主动和我说话了：
——请问你是李正宇老师吧？
我迟疑着点头行礼。郭教授身后是系助教和几名学生，满面红光，大概是喝了酒。郭教授和我握手说，“经常听崔老师说起你”，并问我的恩师现在怎么样。他瞥了一眼公交车时刻表，问“你住在哪里？”我说住在首尔，他继续问首尔什么地方，说他自己住在瑞草。如果不介意的话，他可以送我到南部客运站。
郭教授发动汽车的时候，我双膝并拢，静静地坐在副驾驶席上。
——那是什么？
他看到放在我腿下的“维他500”箱子，问道。
——学生给的？
——啊，是的。
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问“您好像喝酒了，没关系吗？”郭教授说，“只喝了一杯”，让我不用担心。他说这条路闭着眼睛都能开，刚才想去喝第二轮了，但是现在的学生比教授还忙，想要留住他们，反而还要看他们的脸色，真是很遗憾。我没有表现出来，心里还是很高兴能和郭教授同乘一辆车。有一天我还去过郭教授的研究室，看到门关着，就回来了。
——还是能认真听别人说话的年龄。
——嗯？
——我说那些孩子，也许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故意装出来的，哪怕是装，他们也和我装得不一样。教授们在酒桌上喋喋不休的时候，我懒洋洋地听。嗯，这句话无聊，嗯，这个话题可以听一听。我是有选择地听。孩子们不是这样，同样是无聊的话题，他们更加努力地不耐烦，更加努力地反抗。
我觉得只是听着不说话似乎也不礼貌，于是应和了一句。
——是啊。
——对吧？这就是年轻人。成人有什么不一样？成人就是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能友好相处，不是吗，李老师？
这种时候我该说什么呢？说是吧，感觉像个伪君子；说不是呢，又显得装腔作势……我正矛盾的时候，郭教授继续说了下去：
——这不是好恶，而是义务。只要想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就行了，可是有的家伙只用一把尺子衡量人，对于这种人我们没有答案，太累了。
我不知道他这话究竟是什么用意，不过我猜测应该是接续前面的内容，于是附和着说道：
——因为他们还太年轻。
——不，我说的是教授。
郭教授是对话中没有“台阶”的人。往好了说是直截了当，往坏了说就是任性。像他这样的性格，感觉要么是在不需要看别人眼色的环境中长大，要么相反，以前因此失去过，所以报复性地喋喋不休。不过他不仅仅是话多，高谈阔论起来真的达到“选手”级别。郭教授说自己和理工科教授关系很好，说他们那个圈子的人相对单纯，他很喜欢。读的书和我们差不多，但是很少抱怨，让人感觉很舒服。我想这或许是错觉吧，但是没有搭话。话题自然转入文化圈。郭教授说起我也知道的几个人的八卦和印象派批评，中间提到某学者名字的时候，情绪立刻变得激动起来。“我知道那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