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逃之夭夭

窗外，也毫不在意它们是4否会在春天归来。这冷漠、可笑的转身，让我化身为一种不可理喻的生物，悬浮于某种虚无之中，与其他物种格格不入。或许，这正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方式，只是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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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自己即将第一次出远门时，那只羽翼未丰的雏燕，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这次，我决定离开家乡，奔向东安格利亚的广阔天地。此番决定其实挺突然的，并没有事先规划好。或许，我是受到了某个成长阶段的驱使，尽管它姗姗来迟。不过，迁居的决定更像是一连串随机事件的结果。简而言之，此时此刻，我的工作已经陷入了“停滞”（生活的其他部分当然还是正常的）。我因为长期以来的深度抑郁，已经无心工作很久了，钱也快花光了。我和室友——我的姐姐闹翻了。如今，还不得不将老宅卖掉。能支撑到现在，实属不易。多亏朋友们出手相助，我的情况才得以好转，就像一台古董打字机得到了翻新。我又有了心动的感觉，因此才能再次提笔写作，虽然我并未想好该写点什么。后来，一个好机会竟不期而至，犹如春风拂面。在东安格利亚，朋友的农场恰好有几间屋子闲置出来。十几岁时，我就把那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现在，我卖了房子，也没了工作，正好去那里从头来过。

将行李装上车时，我觉得自己像变成了一张白纸，赤裸裸的，等待接受命运的安排。就连行李我都没有多带，物质上和精神上皆是如此。我连一口锅都没拿，心想新家就算没准备好，至少也有办法对付。我只带上了一些写作需要的东西，两台打字机和一抽屉的办公用品，尽管这些东西对于生存来说价值几何还有5待商榷。剩下的行李，全都是些难以割舍的小物件：一块赞比亚的球形紫水晶摆件，是我的朋友波比送给我的幸运礼物；一台100倍左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黄铜显微镜；一个装满唯美的茶盘和茶杯的野餐篮，这些餐具上还印着柳树的图案，精致极了，我一次都没舍得用过；一块印着“爱猫人士反对炸弹”[1]的徽章；一大段约有1500岁高龄的紫杉木，自从1990年塞尔伯恩村的那棵紫杉树被风刮倒之后，我就一直保存着它，并不断告诉自己，我会等到一位“合适的雕刻师”；一本母亲最喜欢的书，英国气象学家约翰·摩尔（John Moore）的《地下水系》（The Waters Under the Earth），书里夹的书签是奥森戴尔服装店的邮购订货卡，倘若我对东安格利亚的景色还算满意的话，这本书很快就会成为我的最爱；此外，我还带了一些徽章和化石。只可惜我的车里装不下一人高的新月形翅膀，否则我一定会带上，好好布置这些浪漫的小摆设。至于书，经过一番精挑细选，我只带上了几百本重要的（包括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约翰·克莱尔的大部分作品）；至于剩下的，全都送到了大北路（Great North Road）附近的某处工业仓库保存。

这倒不失为一种开启新生活的好方式。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不肯接受现实，或是被迫断舍离。几大箱行李都已放进了吉普车的后备厢。这些，就是我想带走的全部。说实话，我即将入住的新家什么都放得下。但最难放下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远走他乡，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害怕做的事情。这是一次剪断绳索、远离家乡、展翅高飞的成人礼。这种成长的过程司空见惯，庸常到以至于无人提及，只有在某些关于自然的比喻中才会用到。然而，唯一的问题在于，我的成人礼来得太晚了，晚到令人觉得荒唐，难以置信。

现在，分别的时刻终于来了。我感到出奇地兴奋，鼓足勇气，开车回老宅看了看。这里已经有了新的主人，这家的祖母和几个孙辈正在花园里玩耍，欣赏我留给他们的玫瑰花丛。目睹别人做着自己从小到大做过无数次的事情，然而内心知道，这一切再也不属于我了，真是一种异常奇妙的感受。我没有觉得不真6（2）实，也毫无灵魂出窍的恍如隔世之感。相反，这一幕看起来很温馨，倒像是对我的一种馈赠。

这是十月的一天，天气和煦而明媚，似乎不像是走向成熟人生的新起点，倒像是暑假的开端。骤然霜降过后，原野又恢复了生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开车来到了罗伊斯顿小镇（Royston）附近，一群南飞的凤头麦鸡恰好从公路上方经过。记得上次我遭逢人生变故时，也看见过它们的身影；那次的一瞥，同样是稍纵即逝。当时，我和摄影师托尼·埃文斯（Tony Evans）一起爬上了沙普山丘（Shap Fell），寻找粉报春花。一群凤头麦鸡刚好从我们头顶掠过，队形松散，忽上忽下，像是被大风卷起的纸片，在蜂蜜色金黄澄亮的牧场上纷飞，而我们也恰好在此处找到了寻觅良久的花朵。这是季节更迭的信号，而我与埃文斯合作了六年的一本书，也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那天，发生了一件美中不足的事情。在我的故乡，老宅里的旧家具被一把火烧了，场面好似一场葬礼。那些家具实则已无多大用处，但毕竟难以割舍，每一件都是父母为他们拥有的第一座房子亲手置办的。我的父母本身也是移民。他们在伦敦出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