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侍应生是个年轻男孩，穿着脏兮兮的白色外套。除了我们只有一桌有人——一个看报纸的男人——这个最朴素的房间，这间村舍般的屋子，在单调的冬天，在这黑暗寒冷的时刻，几乎是空的。我们三个对着印花桌布，她特别紧张。从她的手可以看出来。我注意到她打了耳洞。廉价的饰品穿过耳垂柔软的肌肉悬挂着，她不停地触摸耳朵上的饰品。她跟那天晚上在第戎的模样完全相同，同样的衣服，同样的白胳膊。侍者端来三盘牡蛎，深深的不规则的外壳里躺着光洁的躯体。我们开始吃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她坐着纹丝不动，过了片刻才动手，像是出于尊重或者不愿显得饥饿。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她在观察我们，她从来没吃过牡蛎。

安-玛丽·科斯塔莱特，生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那会儿我刚上高中，每天枯叶般弓着身体手淫两次，而她刚刚出生，照她说是出生在一张紫罗兰的床上——所有法国母亲都这样告诉自己的孩子。迪安想让她喝点葡萄酒。不用，她说，谢谢。她不喜欢。她的脸颊被冻出两片小小的红晕，可是你越靠近她，越发觉她的样子美丽绝伦。十八岁！我想。看起来甚至更年轻。当然，这也让我感到可怕。十八岁，有一个黑佬情人。简直是从让·热内作品里出来的人。

“你是怎么遇到她的！”我说。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她说抱歉失陪一下。卫生间在隔壁，要经过吧台。

“你觉得她怎么样？”迪安说。

“她还是个孩子。”

她吃饭的样子像码头工人，趴在盘子上方用叉子大口吃着。她把面包全吃完了。

“你注意到这点了吗？”

当然。我永远不会忘记。

“食物。”他说。

“什么？”

“我最拿手的话题。”

她回来了。面带一丝微笑坐下。

十点，侍者不见了。餐厅寂静无声，廉价旅店那种寒冷开始包围我们。她在讲英语，但很难听懂，而且很滑稽。我们大笑的时候她也微笑，是那种试探的、友好的微笑。

“说什么呢？”她问道。

她给驻奥尔良的美军工作过六个月。她的英语就是在那里学的，但大部分已经忘了。后来她又在特鲁瓦的一家酒店里干过。（我从没去过那地方，只能想象——一个小小的商务酒店，相当现代。店主的儿子叫罗兰。他和朋友们都有自己的小轿车。他们经常聚会，其中某个人有座很大很空的房子，他们经常带女孩去那里……）今年夏天她会去拉波勒打工。迪安想知道那地方在哪里。布列塔尼，我告诉他，在海边。她点点头。我搞不清她能听懂多少我们的谈话。迪安把自己的夹克披在她肩上。房间里已经很冷了。

我们开车送她回家。卡鲁日广场。她住的那幢楼很暗。她的房间在一条小巷上方，有些科西嘉人在巷子里卖水果。柠檬、梨子和西班牙橘子的残渣不时沿街吹来。他们有自己的旧卡车，又高又破，经常停在店铺附近。镇子的这一带我几乎没有来过，是几栋楼房和几条不太长的街道组成的安静死角。我坐在车里，迪安送她去门口，但她先走到我坐的那侧窗口。我赶紧把窗放下来。

“晚安。”她彬彬有礼地说。

他送她到门口就离开了，她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样子跟任何好孩子没区别，她的房间也许就在顶层，像只麻雀般蜷在屋檐下。这房间在一栋狭窄的楼房里——恐怕一个班的督察员都发现不了。我从来没去过那个房间。从一开始我打听房间的情况时，他就什么都不说。没有什么可描述的，不过就是个房间。如此贫乏的回答说明了一切。

他担心我会问他什么。他几乎准备好随时撒谎——这个轻而易举就能看出来。我以前经常言不由衷。现在不了。对迪安我从来都说真话，从一开始就这样。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担心他会识破，但更重要的是，撒谎忽然间显得毫无用处。不仅如此，谎言给不了我任何慰藉。和他在一起时，我感觉——这很难解释——谎言是没法对他起作用的。他已经表明了对谎言毫不在乎。他整个一生都是这样的。

那女孩弯腰拿着火柴插进去，炉子发出轻柔的爆破声。蓝色的火苗蹿出喷射口，然后燃烧起来，声音逐渐稳定。房间里只有这点光，从地板上反射出来。她又站起身，把燃烧过的火柴放在桌上，开始在炉子的格栅上铺衣服，是几件睡衣，把它们平铺开烘热。迪安帮着她一起弄。睡衣很冰冷，如果是绸缎面料的话。他们刚从雪铁龙车库对面的沃克斯电影院回来，现在玻璃门已经关了，他们站在呼啸的黑暗中。迪安几乎用亲昵的兄弟般的姿势，用手臂搂着她。他们相互还不熟悉。她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接受了这个姿势，他们在某种纯粹的沉默中等待着，空气中弥漫着煤气淡淡的甜味。过了一会儿她把睡衣翻过来。她背对着迪安。一转眼她就脱掉了毛衣，然后有些笨拙地把手伸到身后，解开了胸罩。他慢慢地把她转过来。

最后她离开了迪安的亲吻，靠墙站着，双臂垂在体侧。

“圣女贞德。”她说。颤栗的蓝色在她身上摇曳。她看上去一副逆来顺受的表情。

他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