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那些照片寄给了母亲。
他们就像一对刚争吵过的夫妻。我们说话的时候，迪安的目光总是越过我，投向正跟值班经理讲话的女侍者，她一次只说几个词，夹在中间的领班则无奈地轻声叹几口气。
“我可比她好。”安-玛丽说。
“比谁好？”
“她。”
“这是肯定的。”
“她穿着那件衣服显得很好看，”安-玛丽说，“可是她脱光衣服会是什么样子呢？肯定很惊人吧。”
“惊人？”
“惊人？”她重复道。“对吗？”
“对，挺好。对你来说，这可是个新词。”
她耸了下肩膀。
“你从哪儿学来的？”
她做了个含糊的手势。
“噢，你说得对，”他说，“可能会非常惊人。你认为她会做爱吗？”
一声干笑。“当然会。”
我都害怕转过身去。也许她听得懂我们说的话。
“你肯定？”迪安说。
“我的天！”
“好吧。”
“看看她的眼睛，”安-玛丽说，“下面都有黑眼圈了。”
“然后呢？”
“那是标志，错不了。”
这话把迪安逗乐了。他开始四处打量房间里的人。
“坐在窗边的那个女孩怎么样？”
“哪个？”她问。
我们离开的时候还很早，不到十点。我们一起步行了一段路，然后在一个拐角处分手。我不用想都可以追踪他们的路径。我知道他们会如何往前走，在哪家商店前逗留片刻，如何抄近路穿过那些坑坑洼洼的小街。他们会经过那家照相馆，迪安喜欢的橱窗上贴着结婚照和毕业班的合影。有些照片具有不朽的品质，散发着一九一四和一九三九年的芬芳。它们就像旧报纸。也许这家店一直就在那里。但照片上没有一张脸会是迪安的。我顺着一排排照片详加查看，甚至看了那些部分遮住的照片。在那些人里面是不会找到他的。他的脸散发着一种绝对的、几近痛苦的聪慧，不会出现在这里。每当我看他的照片，十一月的某天我们第一次去博纳时拍的，他正吃着橘子朝上看——看这张照片时，我好像看到了洛尔迦的眼睛，某个被排挤出生活，被毁了的人的眼睛，我们永远找不出原因。我坐下来凝视这画面，生动地定格在那个独特的瞬间。这张照片是在战前、在革命前拍的。那天我们在高架桥下面停了下来。他谁都不认识，打算来这里待上一两个星期，不会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