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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离开的那个早晨到来了，最后的那个早晨，跟任何别的早晨一样普普通通。前一天晚上他们是一起过的。迪安看着她在房间走来走去，穿衣打扮。已经没话可说。一切都令人无可奈何地安静，不真实。东西好像都是假的，这样那样的行为虽然必要，但已经毫无意义。他送她去上班——小镇刚刚开始扰动——他们在外面停了几分钟。这条街还在暗影中，而且很冷。几个人走过去。终于，他们说了再见。迪安发动起车。她站着等着。他慢慢开走了，穿过沿途朝阳的公寓。他回过头。最后挥了挥手。街道弯弯曲曲。他走了。

突然，他加快速度，陡然向前冲去，像从一个通道里出来。空气透明又清新。欧坦灰色的门面有了生气。他冲动之下停住车，想买个橘子。

我听到门开了，他走进来。

“喂……”他终于说。

他坐下来，似乎满怀无奈，然后又站起身。

“你几点钟走？”

“还有大约两个小时，”他说，“我想把几件东西留在这里。可以吗？”

“我不知道。你要我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我在这里也不会待很长时间，顶多几天。

“没什么。我就是不想随身带着，”他说，“也许我可以把它们放在车里。”

“那样更好。”

“我也想这样。”

他给了我几瓣橘子。我们坐着吃着橘子。嘴里满是冰冷的橘汁。籽粒很多，而且很白。我们把籽吐到手掌里。

“我们干吗不到火车站吃点东西？”他说。

“好吧。”

“我得先把行李收拾好了。”他说。

“需要帮忙吗？”

“不用。没有多少东西。”

我看着他在收拾最后几件东西。我们开车来到车站，坐在刚出来不久的炎热的阳光下。游客们在往自己的车上装东西。

“你感觉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说，“有点紧张。”

然后他耸耸肩。稍顿片刻，他又补充了句：

“有些兴奋，我想。”

“我想也是。”

“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他说，“你还记得我刚来的那天吗？”

他刚来的那天……

“我以为我可能会待上几个星期，”他大笑道，“几个星期。我感觉就像待了整整一辈子。”

没错，是这样。我也像待了一辈子。那漫长的几个月。感觉好像在监狱里度过。我的肋骨清晰可见，皮肉苍白，白得我都羞于脱掉衣服。这样的痛苦像泡在浓浓的盐水中。

火车十一点四十分出站。我们在火车站称量过他的行李。二十二千克。我们算出结果，他的行李超重了几磅。到机场后他可以取出几样东西，放在自己兜里。

“只是我没有什么太重的东西。”他若有所思地说。

“鞋子。”

“嗯，”他说，“那看上去很棒。”

我们站在空旷的站台上，孤单得像海鸥。这个车站太荒凉。钟表上笔直的黑针每走一下就跳一下。忽然我完全被这个简单的事实击溃了：他就要走了。我们在这里等火车。这是最后的时刻。

火车终于出现了。先是无声无息，甚至逼到了跟前，而且好像不打算减速。接着它的气息触碰到了我们。车窗掠过，连成一条线，就在我们的眼睛上方。接着它们分离开来，减速，停下。我们朝门口走去。我跟在他后面。我们找了个空的隔间，把行李放在头顶的架子上。我觉得很尴尬，不过无须等太长时间，一两分钟后汽笛就叫了。我道过别，走下车来到站台上。火车开始启动。很快就加快速度。我看到他在挥手。我往后退了几步。我也挥了挥手。这个瞬间，我想起了她，孤孤单单，正埋头做着早上的工作。她的脸蛋好像很普通，下巴很小。奥凯迪先生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挺好的，先生，她说。她肯定吗——她看上去生病了。她试图笑笑。没有，先生。我无法想象她是什么感觉。当火车在早晨的空气中蜿蜒穿过那座高耸的高架桥时，我只能通过她绝对、彻底的沉默去感受。

德拉奇安卧在阳光中，头朝里停在路边。我绕着它走了一圈。法国的灰尘、油乎乎的黑色物质粘在制动鼓上。薄薄一层死掉的昆虫糊在灯上。我驾驶着它朝家开去。感觉有点像开卡车。我想象咖啡馆里的人要打量我了，有些紧张。不出所料，在那个拐角，车熄火了。我试着想再发动起来。一个摩托车手来到我身边，打量了半天。

下午过半，从巴黎打来一个电话。是迪安。线路不好——他的声音听着很刺耳。

“巴黎怎么样？”

“老天，太拥挤了，”他说，“这儿足有一百万游客。”

“真的？”

“你应该来看看这些汽车。”

“他们给你预留座位了吗？”

“留了，”他说，“一切都很顺利。我七点半出发。他们把我当成法国人了，感觉太好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穿着黑衬衣。噢，可能是因为衬衣有些脏……”

“那是因为你的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