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都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或共产党员。那些年也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可是10多年后，为了让奥本海默噤声，他所做的这些被人轻而易举地用作罪证。这提醒我们，我们信奉的民主原则极易出现偏差，必须小心翼翼地捍卫。

奥本海默在1954年遭受的痛苦和羞辱在麦卡锡时代并不罕见。但是作为一名被告，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二战时，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家们为自己的国家从自然手中夺取了令人惊叹的太阳之火。在这之后，他不仅睿智地申明了核弹的危害，也充满希望地提及了核能的潜在益处。再后来，几近绝望的他公开批评了军方提出的、战略研究者鼓吹的核战争计划：“如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它对所有人都可能遭屠戮的前景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

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坚持不懈地质疑美国的核武计划，这让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门极为不悦。1953年，共和党人重返白宫，刘易斯·斯特劳斯等支持大规模核报复的人登上了华府的权力宝座。斯特劳斯和他的盟友们决心让奥本海默闭嘴，他们担心此人会切实威胁到他们的政策。

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的反对者们对他的政治倾向和专业判断进行了抨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诋毁他的人品和价值观，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奥本海默个性的诸多方面：他野心勃勃又没有安全感，他才智超群又幼稚可笑，他果断坚决又惶恐不安，他坚忍淡泊又充满困惑。在这次听证会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听证委员会印制了一份密密麻麻的、逾千页的笔录，名为“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问题”，从中可以读到很多有关奥本海默个性的细节。但是，与此同时，这份听证会笔录也显示出奥本海默的对手未能真正刺探到他的内心，作为一个个性复杂的人，他早年间就打造了一副内心的铠甲。从20世纪初奥本海默在纽约上西区度过的童年时光到1967年他离开人世，本书追溯了奥本海默的一生，探究了这副铠甲背后谜一般的个性。这是一部深入内心的传记，无论在资料研究还是撰写过程中，作者都秉持一个观点，那些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言行和决策（在奥本海默身上甚至可能还影响到了他的科学事业）。

在本书长达25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成千上万份文献记录，它们来自国内外的档案资料和个人收藏。本书还参考了国会图书馆中奥本海默自己留存的大量文件，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超过25年的监视活动中积累的数千页记录。很少有公众人物受到过如此严密的监控。通过联邦调查局根据监听录音整理的文字，读者有机会“听到”奥本海默的谈话。然而，这些书面记录也只讲述了个人生活的部分真相，我们还采访了奥本海默的近百名密友、亲人和同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采访的许多人已经过世，但是他们讲述的故事让奥本海默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带领我们进入核时代，又步履维艰地寻找着消除核战争威胁的方法，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的努力还在继续。

奥本海默的故事还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的身份和核文化息息相关。正如E.L.多克托罗所说的：“从1945年开始，我们就对核弹心心念念。起初它是我们的武器，后来成了我们的外交政策，而现在它影响着我们的经济。40年后，如此强大的力量怎会不变成我们身份的一部分？这个为对付敌人制造出的巨人成了我们的文化——核弹文化，它有自己的逻辑、信念和愿景。”奥本海默曾是释放核威胁的推手，但后来他致力于遏制核威胁，奋勇地将我们从核弹文化的歧途上引开。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一份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后被称为“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实际上它主要由奥本海默构思和撰写）。迄今为止，这仍是核能时代保持理性的杰出范式。

然而，美国国内外的冷战政治注定了该计划会失败，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包括美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大兴核弹。随着冷战的结束，核毁灭的危险看似已经过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21世纪，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在后“9·11”事件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温“原子弹之父”在核时代伊始对我们的警告，原子弹是一种造成无差别袭击的恐怖武器，在它肆无忌惮的攻击面前，美国自身也可能命悬一线。1946年，在参议院的一次闭门听证会上，有人问奥本海默：“三四个人是否就能将原子弹偷运到纽约并炸毁整座城市？”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当然可以，他们可以将纽约夷为平地。”一位大吃一惊的参议员追问：“你会用什么仪器来找出藏在一座城市里的原子弹呢？”奥本海默打趣道：“一把螺丝刀（撬开每一个货箱或行李箱）。”消除核武器是抵御核恐怖主义的唯一出路。

无人理会奥本海默的警告，最终他被噤声。奥本海默给予了我们原子之火，他就像那位叛逆的希腊神祇普罗米修斯——他从宙斯那里偷走了火并把它赐予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