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了他们对达莱的不满，他们还提到了免职……”
4天后，达莱第一次参加战斗，率领他的部队向法西斯军队控制的丰特斯-德埃夫罗镇发起进攻。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一位老朋友发现他独自坐在一间小屋里，屋里只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达莱向他吐露了心声，说自己感到孤独，他也知道自己极其不得人心。但是他决心向他们证明自己并不是那种“在后方苟且偷生”的政治官僚，他要用第一个跨过护墙来证明自己的勇气。他的朋友认为，作为一营之长，这样做很愚蠢，但是达莱固执己见。
在战斗那天，达莱信守了他的诺言。他是第一个冲出战壕的人，他向法西斯的战线仅前进了几码就被机枪射中了腹股沟。该营的机枪指挥官后来报告说：“进攻于下午1点40分开始。营政委乔·达莱跟随第一连从火力最猛烈的左翼出发，他在带兵冲锋时倒下，受了致命伤。他直到最后一刻都表现得很英勇，因为他的位置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他不让救护员接近自己。”痛苦不堪的达莱在爬回战壕时，被第二轮机枪扫射击毙。那时他还不到30岁。
史蒂夫·纳尔逊也曾在8月受伤，他在去巴黎的途中很快就听说了达莱的死讯。达莱去世前曾写信给姬蒂，告诉她纳尔逊会经过巴黎，所以姬蒂决定从伦敦出发去见他。她原计划从巴黎继续前往西班牙。纳尔逊知道自己必须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于是约姬蒂在她住的酒店大堂见面。“她整个人都垮了，”纳尔逊回忆说，“她瘫倒在地，紧紧抓住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成了达莱的替身。她抱着我痛哭，我也不能自已。”当姬蒂悲痛地哭喊着“现在我该怎么办”时，纳尔逊顾不上多想就请她搬回纽约与他和妻子玛格丽特同住。可是姬蒂本来还想去西班牙的医院做一名义工，纳尔逊一再劝说她打消这个念头，她才同意了他的提议。
姬蒂回到了美国，此时27岁的她已经成了一位共产党战争英雄的遗孀。美国共产党想让人们永远铭记达莱的牺牲。党主席厄尔·白劳德写道，达莱是“为反法西斯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之一。作为党内为数不多的来自常春藤盟校的党员，达莱为工人阶级事业献出了生命。征得姬蒂的同意后，美国共产党将达莱给妻子的信结集成册，于1938年出版了《西班牙来信》一书。
姬蒂和纳尔逊夫妇在纽约一间狭小的公寓里住了几个月。她见到了达莱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是党员。姬蒂本人后来告诉政府调查人员，她曾见过一些知名的共产党官员，如厄尔·白劳德、约翰·盖茨、格斯·霍尔、约翰·施托伊本和约翰·威廉森。但她表示，1936年6月她离开扬斯敦时就已经不再是党员，也不再交纳党费。玛格丽特·纳尔逊回忆说：“她似乎非常不安。在我的印象里，她的精神很紧张。”其他朋友也证实，姬蒂迟迟无法走出达莱去世的阴影。
1938年年初，姬蒂去费城拜访了一位朋友并决定留在那里，她在春季学期入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修了化学、数学和生物学，她似乎终于准备要拿大学学位了。那年春天或夏天的时候，她碰到了理查德·斯图尔特·哈里森，他一位英国裔的医生，她早在十几岁时就认识他。哈里森身材高大，长相英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他曾在英国行医，姬蒂碰到他时，他马上就要结束实习，获得美国的行医执照。哈里森比姬蒂年长，也不关心政治，但是他能给她目前最迫切想要的东西——安稳的生活。1938年11月23日，姬蒂与哈里森结婚了，这又是一次头脑发热的决定。她后来说，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极其失败”。她告诉一位朋友，这是一段“不般配的婚姻”，她“早就动了离他而去的心思”。不久，哈里森动身去了帕萨迪纳，他要在那里做住院医师。姬蒂则继续留在费城，1939年6月她以优异的成绩从植物学专业毕业，并获得文科学士学位。两周后，她同意跟随哈里森去加州，继续维持他们有名无实的婚姻，她说因为“他坚持认为离婚可能会毁掉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医生”。
此时29岁的姬蒂似乎终于准备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虽然她身陷一段没有前途的婚姻，但是现在她决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她的主要兴趣是植物学，那年夏天，她获得了一项研究生奖学金，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她的理想是获得博士学位，或许还能成为一名研究植物学的教授。
1939年8月，她和哈里森参加了在帕萨迪纳举行的一次花园派对，她就是在那里遇到的奥本海默。那年秋天，姬蒂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但是她难以忘怀那个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的高个子年轻人。几个月后，他们又见面了，而且两人开始约会，尽管姬蒂是有夫之妇，但他们并没刻意隐瞒这段婚外情。经常有人看到他们一起乘坐奥本海默的克莱斯勒轿跑车。“他会和这个可爱的姑娘同乘一辆车（到我办公室附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的医生路易斯·亨普尔曼博士回忆道，“她非常迷人，身材娇小，瘦得像麻秆。他们分别前会给彼此深情一吻。奥本海默总是戴着那顶卷边平顶矮帽。”
1940年春，奥本海默毫无忌惮地邀请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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