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在一家脏兮兮的餐厅。”1935年夏，姬蒂担任共产党的“图书专员”，她的职责是鼓励党员购买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姬蒂在这种生活条件下一直坚持到1936年，然后她告诉达莱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党就是达莱的全部生活，虽然姬蒂并未放弃她的政治信仰，但是他们之间已经开始发生争执。据二人共同的朋友史蒂夫·纳尔逊说，达莱“固执地认为姬蒂不像自己那样对党忠诚”。在达莱的眼中，姬蒂只是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明白工人阶级的立场”，而姬蒂讨厌他的居高临下。在过了两年半的赤贫生活后，姬蒂宣布他们必须分手。“贫穷让我越来越沮丧。”她回忆说。最终，1936年6月，她逃到了伦敦，她父亲在那里承接了一个建造工业熔炉的工程。有一段时间，姬蒂觉得达莱似乎杳无音信，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原来是她母亲一直在扣留达莱寄来的信件。此时姬蒂非常想和丈夫重归于好，当得知他要来欧洲时，她满心欢喜。
1937年年初，达莱决定志愿参加西班牙内战，他加入了共产党资助的一个支队，代表共和国与法西斯作战。1937年3月，他和他的老战友史蒂夫·纳尔逊一起乘坐“玛丽王后号”邮轮出发了。达莱显然还爱着姬蒂，他告诉纳尔逊他希望自己和姬蒂很快就能冰释前嫌。
当他们的船抵达法国瑟堡时，姬蒂正在码头等他们。她和达莱在巴黎待了一周，纳尔逊也跟他们在一起。“我就像个电灯泡，”纳尔逊回忆道，“姬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姑娘，她个子不是很高，或者说有点儿矮，金发（纳尔逊原话），非常友善。”她从伦敦带了不少钱，足够他们三个住体面的酒店，还能去高级的法国餐厅吃饭。纳尔逊记得，午餐时他一边吃着异国风味的法国奶酪，品着葡萄酒，一边听姬蒂说她多想陪达莱去西班牙战场。问题是共产党不允许家眷随军到西班牙。纳尔逊回忆起这些午餐时光时说：“达莱会叫嚷说‘这就是官僚主义，她可以做很多事，她可以开救护车’，而姬蒂也执意要去。”他们本想试着通融一下，结果白费心机，达莱在周末被迫离开了姬蒂，和纳尔逊一起奔赴西班牙。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姬蒂带着达莱和纳尔逊购置了暖和的法兰绒衬衫，羊毛衬里的手套和羊毛袜子。然后她又独自回到了伦敦，在那里等待机会与丈夫重聚。他们经常通信，姬蒂习惯每周给他寄一张自己的照片。
去西班牙的途中，达莱和纳尔逊被法国当局逮捕，4月，他们接受了审判，服完了20天监禁后才被释放。4月下旬，当达莱终于偷渡到西班牙时，他给姬蒂写信说：“我是那么爱你，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阿尔瓦塞特取你的来信。”7月，在给姬蒂的信中，他仍在积极乐观、热情洋溢地描述自己的经历：“这个国家太他妈的有意思了，这场战争太他妈的让人兴奋了，这也是所有工作里最他妈带劲儿的工作，我要让法西斯尝尝真正的厉害是他妈的什么样。”
姬蒂发自内心地喜欢她丈夫的朋友纳尔逊，她还不辞辛苦地写信给纳尔逊的妻子玛格丽特讲述了他们在巴黎的那一周，当时她们俩还素为谋面。“我们那几天过得很开心，”她写道，“我认为他们还没为即将开始的艰苦行程做好准备，依然谈笑风生。”她还告诉玛格丽特，他们参加了一场有3万人参与的盛大集会，抗议西方在西班牙内战中严守中立。“因为我们听不懂集会上的演讲，所以对我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坐地铁的时候。数百名年轻的共产党领导者拦住了地铁，他们唱着《国际歌》，高喊着反法西斯口号，直到他们上了车，地铁才恢复运行。每个人都加入了大合唱，当我们到格雷纳尔站时，似乎整个巴黎都在高唱《国际歌》。也许我属于那种很情绪化的人（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但这一幕让我突然觉得自己也高大了起来，我热泪盈眶，想大声疾呼。”姬蒂在信末的签名是“你的同志，姬蒂·达莱”。
在西班牙，达莱很快被指派为1 500人的麦肯齐-帕皮诺营的“政治委员”，这支以加拿大人为主的部队当时从林肯支队吸收了许多美国志愿者。那年夏天，他和他的部下开始了军事训练。“嘿，当你站在重机枪后面的时候，那感觉别提多带劲儿了！”他写信给姬蒂说，“你知道我一直那么喜欢黑帮电影就是因为机枪的声音。所以你就能想象出当我能亲手操作它们的时候，我得多开心。”
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在战争中并不顺利。德国和意大利向西班牙法西斯提供了飞机和大炮，达莱和他的士兵在人数和武器上都不占优势。而且，达莱很快就发现，西班牙的左翼力量被激烈的甚至有时是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进一步削弱了。1937年5月12日达莱给姬蒂的信中所写的令人不安，他说他的西班牙共产党上级誓要“清除”军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到那年秋天，达莱开始监督对逃兵的“审判”，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被处决了。达莱本人在自己的队伍中非常不得人心，据达莱的一位朋友说，那些人对他的态度“近乎仇恨”，有些人认为他是个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根据共产国际1937年10月9日的一份报告：“一部分人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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