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弟弟弗兰克，他通常睡在门廊上，“这里有雅基人还有星星，我就想象自己躺在佩罗卡连特的门廊上”。
这些年来，奥本海默在工作场合一直穿着灰色西装、蓝色棉布衬衫和笨重的黑色圆头皮鞋，那双鞋虽然有年头了，但擦得很亮。在校园外，他会换下这身学术制服，穿上了蓝色的工装衬衣和褪了色的蓝色牛仔裤，系上一条宽大的皮带，上面还有一个墨西哥银制皮带扣。他那修长的手指因尼古丁而被染成了深黄色。
奥本海默的一些学生开始有意无意地模仿他的怪癖，他们被称为“呢姆男孩”，因为他们还会模仿他那“呢姆……呢姆……”的哼声。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物理学家几乎都烟不离手，他们抽契斯特菲尔德牌香烟，这是奥本海默喜欢的牌子；他们还像他一样，只要有人掏出香烟，他们就会点着自己的打火机。“他们模仿他的手势、习惯和语调。”罗伯特·瑟伯尔回忆道。伊西多·拉比说：“奥比就像一只蜘蛛，身处一张关系网中。有一次，我在伯克利对他的几个学生说了一句，‘我看出你们是在装天才’，结果转天奥比就知道了我说的话。”有人会觉得这就像邪教或神秘组织一样令人讨厌。埃德温·尤林说：“我们不能喜欢柴可夫斯基，因为奥比向来都不喜欢柴可夫斯基。”
他的学生总能感觉到他与大多数物理学家的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他阅读的书籍覆盖面非常广，并不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哈罗德·彻尼斯回忆说：“他读了很多法国诗歌，而且几乎读了所有新出版的作品（小说和诗歌）。”彻尼斯见过他读古希腊诗人的诗歌，也见过他读海明威等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他特别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奥本海默的生活也相当富足。1931年10月，当他晋升为副教授时，他的年薪是3 000美元，而且他的父亲还在继续为他提供资助。朱利叶斯出售公司股份的所得虽不足以建立一个他期望中的独立基金会，但已足以设立一个信托基金，“这样奥本海默就永远不用被迫放弃他的研究工作”。
和他的父亲一样，奥本海默天生慷慨大方，他总是乐于和学生们分享他对食物和葡萄酒的绝佳品位。在伯克利的时候，主持完傍晚的研讨会，他经常邀请一屋子的学生到旧金山最好的餐厅之一——杰克餐厅共进晚餐。1933年之前，美国仍在施行禁酒令，但据一位老朋友说，奥本海默“知道旧金山所有最好的餐馆和地下酒吧”。那时从伯克利到旧金山还得坐轮渡，在码头等候时，所有人都会去码头边上的酒吧喝上一杯（1933年之后）。他们到了萨克拉门托街615号的杰克餐厅后，奥本海默会挑选葡萄酒，他还指导学生们从菜单上点菜，而且从来都是由他做东。他的一位学生说：“许多人都没体验过这个充斥着美食、美酒和奢华生活的世界。奥本海默把我们带进了一种陌生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学到了一些他的品位。”奥本海默大约每周都会顺道去一趟利奥·内德尔斯基的住处，他的许多学生都租住在那里，包括J.富兰克林·卡尔森和梅尔巴·菲利普斯。只要他在的时候，晚上10点钟差不多都会端上茶和蛋糕，大家围坐在一起玩挑圆片游戏，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午夜前，大多数人都会散去，但有时也会聊到凌晨两三点。
1932年春季学期末的一个晚上，奥本海默告诉大家卡尔森的论文需要大家帮忙，因为他的抑郁症又发作了。“他已经完成研究工作，”奥本海默说，“现在需要写成论文。”作为回应，其他学生纷纷参与进来，他们组建了一个小型生产组，菲利普斯回忆说：“卡尔森写初稿，内德尔斯基编辑……我校对并完成论文中的所有方程。”那年6月，卡尔森的论文被接收，他在1932—1933学年担任奥本海默的研究助理。
每年春天一到，在4月伯克利的学期结束后，奥本海默的学生都会跟随他南下375英里到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春季学期他在那里任教。他们干脆放弃了在伯克利租的公寓，以每月25美元的价格搬进了帕萨迪纳的花园小屋。此外，到了夏天，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跟着奥本海默去安阿伯待几周，参加密歇根大学的夏季物理研讨会。
1931年夏，奥本海默在苏黎世的老师沃尔夫冈·泡利出现在了安阿伯的研讨会上。在一次会议中，泡利不停地打断奥本海默的发言，直到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H.A.克拉默斯脱口而出：“闭嘴吧，泡利，让我们先听听奥本海默怎么说，然后你可以指出他错得有多离谱。”这种尖酸刻薄的戏谑反而凸显出奥本海默那恣意飞扬的才华。
1931年夏，埃拉·奥本海默病倒了，她被诊断患有白血病。1931年10月6日，朱利叶斯给奥本海默发电报说“母病危，时日无多……”奥本海默赶回家，彻夜守候在母亲床边，他发现她“衰弱不堪，奄奄一息”。他写信给欧内斯特·劳伦斯说：“我和她聊了几句，她感到疲惫和难过，但是没有丝毫绝望，真不可思议，她依然那么和蔼可亲。”10天后，奥本海默在信中说母亲的生命危在旦夕，“她现在已经不省人事，随时可能离去。现在我们不禁心存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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