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活自己，它必须保护他们免遭暴力致死。今天，失业和战争对我们的社会成员的福祉和安全构成了如此严重的威胁，以至于许多人都在质疑，这个社会是否有能力履行其最基本的义务。共产党人对社会的期许远不止于此：他们要求所有人都享有机会、法律保障和自由，这些都是过去高等文明的特征。但是，我们深知，如今即便我们有了知识和力量，任何忽视人类基本需求、任何基于拒绝机会均等、对人们的欲求漠不关心的文明，都不可能是正直或繁荣的文明。
与2月的那个小册子一样，报告的重点依然是国内问题。报告审视了全国数百万失业者的困境，还抨击了加州和全国的民主党官员削减福利救济预算的决定。“减少救济和同时增加军备预算不仅是数字上的此消彼长。罗斯福放弃社会改革计划，过去对工人运动的支持现在变成了攻击，还有筹备对外战争，这些变化交织在一起。”这本小册子指出，1933—1939年，罗斯福政府“一直实行社会改革政策”，但自1939年8月以来，“没有提出任何一项新的积极的改革举措……在面对反动派的攻击时，也没人为过去的措施辩护”。罗斯福政府曾经对马丁·戴斯领导下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滑稽行为表示“厌恶”，现在却在“纵容”这些反动派。罗斯福政府曾经捍卫劳工组织、公民自由和失业者，现在却攻击像约翰·L.刘易斯这样的劳工领袖，还将大笔资金投入军备。
至于罗斯福本人，小册子的作者曾经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进步分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反动分子”，甚至是“战争贩子”。这种转变源于欧洲的战争。“人们普遍认为，很有可能当战争结束时，欧洲将变为社会主义的天下，大英帝国将不复存在。我们认为罗斯福正在扮演维护欧洲旧秩序的角色，如果需要的话，他打算利用这个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生命来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说奥本海默真的参与了第二本小册子的写作，那么他在其中已经抛弃自己一贯的理性。有没有可能他确实认为罗斯福是一个“战争贩子”？在这一时期，奥本海默有一次在书信中提到总统时表现出对罗斯福的失望，但远未到对他口诛笔伐的地步。如果奥本海默参与起草了这些小册子，那么他的文字透露出的主要是对时局的忧虑，他担心的是在浩劫边缘摇摇欲坠的世界对国内政局产生的影响。
到20世纪30年代末，奥本海默已是资深教授，也是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他就政治问题发表演讲，并在公众请愿书上签名。他的名字还不时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旧金山当时在政治上严重两极分化，尤其是码头工人的罢工使得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极端主义都变得更加强硬。当保守派开始反攻时，奥本海默深知他的政治活动可能给大学声誉造成影响或有潜在影响。事实上，1941年春，他向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威廉·福勒透露：“我可能会失业……因为下周加州大学将因激进主义活动接受调查，而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都来者不善，他们可不怎么喜欢我。”
“加州大学是一个很惹眼的目标，”奥本海默以前的研究生马丁·D.卡门说，“奥本海默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经常直言不讳，也非常活跃。偶尔他也会对自己的处境有些担忧，甚至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来，沉默一段时间。然后，一旦再有什么事情激发了他……他就又变得活跃起来。所以他也是起起伏伏。”
希瓦利埃断言奥本海默在1940年时仍同情共产党，但是其他朋友发现此时奥本海默对苏联的幻想破灭了。1938年，美国报纸一直在报道由斯大林发起的针对苏共内部数千名所谓叛国者的政治迫害。“我读过对苏联肃反运动中那些审判的报道，虽然不是很详细，”奥本海默在1954年写道，“所有人都在谴责苏联的体制。”他的朋友希瓦利埃在1938年4月28日的《工人日报》上欣然签署了一份声明，称赞苏联当局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派“叛徒们”的审判，而奥本海默从没有为斯大林滥杀无辜的肃反运动辩护过。
1938年夏，在苏联待过几个月的物理学家乔治·普拉契克和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到奥本海默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牧场拜访他。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就苏联的局势进行了几次长谈。“苏联可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告诉起初“满腹狐疑”的奥本海默。他们谈到了奥地利工程师亚历克斯·韦斯伯格的案子，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仅仅因为与普拉契克和魏斯科普夫有联系而突然被捕。“这绝对是一次让人不寒而栗的经历，”魏斯科普夫说，“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他们都拒绝承认认识我们。”魏斯科普夫告诉他的朋友：“情况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简直是深陷泥沼。”奥本海默追根究底地问了一些问题，显然他们的讲述让他非常不安。
16年后的1954年，奥本海默对审问他的人解释说：“他们的描述在我看来非常可靠、冷静理智又真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即使从他们有限的经验来看，苏联也到处都在进行肃反运动，笼罩在恐怖之中……”
然而，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仅凭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消息，奥本海默就会改变自己的原则或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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