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同情美国左派。显而易见，正如魏斯科普夫记得的那样，奥本海默“仍然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他信任魏斯科普夫。“他对我感情深厚，”魏斯科普夫回忆说，“这让我深受感动。”奥本海默知道，作为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士，魏斯科普夫说这番话绝不是因为反感左派。“我们深信社会主义是理想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两人达成的共识。”
尽管如此，魏斯科普夫还是认为奥本海默的信念第一次发生了真正的动摇。“我知道这些对话对奥本海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周，这是他告诉我的……从那个周末开始，奥本海默与共产党渐行渐远。”魏斯科普夫说奥本海默“对希特勒的威胁一清二楚……1939年，奥本海默已经远离那个共产党小组了。”
听说魏斯科普夫和普拉契克的经历后不久，奥本海默向琼·塔特洛克的老朋友伊迪丝·阿恩斯坦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奥比说，他来找我是因为他知道我的政治信仰很坚定，他需要找人聊聊。”奥本海默解释说他从魏斯科普夫那里听说了许多苏联物理学家被捕的事情，他说他不愿意相信这些消息，但也无法置之不理。“他既沮丧又不安，”阿恩斯坦后来写道，“现在我明白他当时的感受了，但那时我对他轻信他人嗤之以鼻。”
那年秋天，一些朋友注意到，奥本海默不再像以前那样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只在私下里和一些好友讨论政治。1938年11月，费利克斯·布洛赫写信给伊西多·拉比说：“奥比很好，他向你问好。老实说，我不认为是你让他偃旗息鼓的，但是至少他不再高声赞美苏联，这已经是进步了。”
虽然奥本海默与共产党员的关系有起有伏，但是他一直很倾心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是罗斯福的热心支持者。欧内斯特·劳伦斯回忆说，就在1940年总统大选前几天，奥本海默还极力游说他。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老朋友怎么还在犹豫不决。那天晚上，他为支持罗斯福第三次连任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辩护，劳伦斯最终承诺再次投票给罗斯福。
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也在不断转变，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惨痛的战争新闻。1940年春末夏初，法国的沦陷让奥本海默感到非常苦闷。那年夏天，汉斯·贝特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遇到了他。贝特对奥本海默的政治倾向略知一二，有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发表了一次“充满雄辩的演讲”，内容是巴黎沦陷后纳粹将如何威胁到整个西方文明，贝特被深深打动了。贝特回忆奥本海默在演讲中说：“我们必须捍卫西方价值观，反对纳粹。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不能再和共产党打交道了。”多年后，贝特告诉物理学家、历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我认为，他同情极左翼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苏德签订的条约让大多数同情共产党的人无所适从，他们在对德战争中完全置身事外，直到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但就在纳粹入侵苏联的前一年，法国的沦陷让奥本海默大受震撼，这成了他心中的头等大事。”
1941年6月22日，周日，希瓦利埃夫妇和奥本海默在海滩野餐后开车回家，这时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纳粹入侵苏联的消息。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在熬夜听最新的新闻简报，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希瓦利埃回忆说，奥比说希特勒犯了大错。奥本海默认为，希特勒转头反攻苏联等于“一举击破了在自由主义者和政界中盛传的流言，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是同一极权主义哲学的两个不同版本”。现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将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盟友而受到欢迎。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都认为早应如此。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突然陷入了战争。希瓦利埃回忆道：“我们在伯克利的小组也不免会体现出整个国家的气氛变化。”希瓦利埃表示，该小组“仍不定期举行会议”，不过由于奥本海默行程繁忙，他本人很少参加会议。希瓦利埃写道：“当我们见面时，我们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战事发展和后方的情况。”
希瓦利埃一直坚持认为，作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直到奥本海默1943年春离开伯克利时，他都和自己持有同样的左翼政治观点：“我们都有社会主义的理想……他的立场从未动摇，从未犹疑，一直坚如磐石。”但希瓦利埃很清楚，奥本海默并不执迷意识形态。“他不盲目，没有狭隘的党派偏见，不会机械地固守某条路线。”
希瓦利埃口中的奥本海默本质上是一个不受党章约束的左翼知识分子，但是后来，当他开始动笔写自己和奥本海默的友谊时，希瓦利埃又想要暗示一些别的信息。1948年，希瓦利埃完成了一部小说的大纲，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致力于制造原子弹的杰出物理学家，也是一个“不公开的党小组”的实际领导人。1950年，希瓦利埃因为找不到出版商而搁置了未完成的手稿。但是在1954年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之后，他又拿起了笔，1959年帕特南出版公司出版了这部小说，书名起得有点儿生硬——《将成为上帝的人》。
在小说中，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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