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海默的角色化名为塞巴斯蒂安·布洛赫，他想要加入共产党，但令他意外的是，当地的共产党负责人拒绝他正式入党。“塞巴斯蒂安会定期与党小组会面，在各个方面他都表现得像是一名真正的党员，其他党员也都这样看待他。但是他不交纳党费，他有自己的捐款渠道，不通过这个党小组。”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希瓦利埃将这个不公开的党小组的每周例会描绘成“大学师生中常见的话题开放的非正式研讨会”，成员们会讨论“思想和理论”、时事、“教师工会成员的活动”，以及“如何支持工会运动、罢工及在公民自由权上受到迫害的个人或团体”。作为对苏联1939年11月入侵芬兰的回应，希瓦利埃让奥本海默在小说中的化身提议，党小组要用“适合有文化、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措辞”发表阐述国际形势的文章。小说中，奥本海默的角色负担了这些文章的印刷和邮寄费用，而他也包揽了大部分写作工作。“这是他的孩子，”希瓦利埃写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又写了若干篇这样的《致同仁书》。”
这部几乎不加掩饰的影射小说销量惨淡，希瓦利埃对书评颇为不满。例如，《时代》杂志的评论家认为“小说的基调就像是一名曾经的崇拜者在践踏已经坠落的偶像”。但希瓦利埃不会就此罢休，1964年夏，他写信给奥本海默说，他写的一本关于他们友谊的回忆录已经接近收尾。希瓦利埃解释说：“我本想通过小说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美国读者并不喜欢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所以我现在明白了，为了记录事实，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讲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与我们的党员身份有关，那就是1938—1942年我们是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我想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件事，讲述我记忆中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你人生中最无须感到羞耻的事情，还有你对党的忠诚既深刻又真诚，这一点在你的《致同仁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读来仍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如果不给予它应有的重视，那将是一个重大疏漏。”希瓦利埃接着征询奥本海默是否反对把这件事公之于众。两周后，奥本海默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
你来信问我是否有异议，我的确反对这么做。你对自己的评价让我感到意外。你对我的描述有一点无疑是错的，我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也从未加入过任何共产党小组。当然，我自己一直对此确定无疑，我原以为你也心知肚明。我已经为此一再郑重声明。为了回应克劳奇在1950年说的那些话，我曾公开表达过这一点。10年前我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是这样说的。
你永远的朋友
罗伯特·奥本海默
希瓦利埃有理由认为奥本海默的回绝是一种警告，如果他在书中写到奥本海默加入了共产党，他可能会因诽谤被起诉。于是，在1965年出版的《奥本海默：关于友谊的故事》中，他没有妄下断言。取而代之的是，在整本书中，所谓的共产党“不公开小组”仅被写成了一个“讨论小组”。
希瓦利埃告诉奥本海默，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历史向来扭捏，所以需要真相服侍她左右”。但在这件事上，“真相”因人而异。伯克利“讨论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吗？显然，希瓦利埃对此深信不疑，但奥本海默坚称至少他本人不是。奥本海默通过共产党资助过一些事业，包括支援西班牙共和国，以及支持农场工人、公民权利和消费者保护。他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帮着出谋划策，甚至协助党内的知识分子起草立场声明，但是他没有党员证，也不交纳党费，完全不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奥本海默的朋友们或许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位党内同志，但他自己很清楚，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约翰·厄尔·海因斯和哈维·克莱尔都是研究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曾写道：“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就意味着置身于一个思想僵化、与外界隔绝的世界……”罗伯特·奥本海默从未像他们写的这样。他读马克思的著作，也读《薄伽梵歌》、海明威和弗洛伊德的作品，在那个年代，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足以让他被开除党籍。简而言之，奥本海默从未认同过身为共产党员所必须遵守的组织纪律。
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和共产党的关系可能比他后来承认的更紧密，或者说比他记忆中的更紧密，即便如此，也远未到他的朋友希瓦利埃认定的程度。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能说明奥本海默不诚实。正如希瓦利埃向马丁·舍温解释的那样，所谓的“秘密党小组”，也就是据称奥本海默参加的那种小组，既没有正式名册或既定规则，也没有严格的管理。显然，出于组织上的考量，共产党更愿意把那些参与“秘密党小组”的人视为已对组织做出重要承诺的人。另外，每个做出“承诺”的成员都可以决定自己的投入程度，还可以随时调整，即使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像琼·塔特洛克那样。
希瓦利埃一直对共产党很忠诚，在他和奥本海默还是好友的时候，他认为奥本海默同样忠于党并不奇怪。可能奥本海默至少一度曾非常忠于共产党，但是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奥本海默对共产党的激情期并没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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