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但是他身上那套皱巴巴的西装布料是英国最上等羊毛制成的人字呢。奥本海默的同学们还注意到他用的行李箱也与与众不同,那是昂贵的、泛着光泽的猪皮行李箱,而他们用的是布制行李箱。同学们有时会一起漫步到始于15世纪的黑熊酒吧喝鲜酿啤酒,有时还会去克龙科恩兰茨咖啡馆喝咖啡,但基本上是奥本海默买单。现在的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十分自信、充满激情且目标明确。物质财富对他来说无足轻重,但来自他人的崇拜不可或缺。为达目的,奥本海默动用了他的机智风趣、博学多闻及那些不菲之物来吸引他看中的人,将他们俘获到自己身边,成为他的崇拜者。乌伦贝克说:“这么说吧,他就是所有年轻学生的中心……他真像是一位先知。他知识渊博。理解他并非易事,而且他才思敏捷。”在乌伦贝克看来,这样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一群崇拜者”追随其后,实在是令人称奇。
与在剑桥大学时不同的是,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大学与同学们建立了令人愉悦的同窗情谊。“我是一个小圈子中的一员,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和品味,在物理学领域,我们更是志趣相投。”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奥本海默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书籍;在哥廷根大学,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习。他说:“我开始经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比对别人更有意义,也就是说,我开始与他人交流。我猜就是这些交流让我逐渐对物理学有了一些认识,慢慢地,我也有了物理学的眼光,如果我一直将自己锁在屋里,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这些。”
和奥本海默一起寄宿在卡里奥家别墅的还有卡尔·泰勒·康普顿,39岁的康普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后来他还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在奥本海默面前,他会感到有些畏惧,因为奥本海默的多才多艺让人惊叹。如果谈论的话题是科学,他还可以和这位年轻人打个平手,一旦谈论文学、哲学甚至政治,他就不知所措了。奥本海默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曾提到那些在哥廷根的美国人,毫无疑问,他写信的时候一定想到了康普顿,他说那些美国侨民“都是普林斯顿、加州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教授,均已成婚,生活体面。他们主要擅长物理学,但是完全未经文化熏陶。他们嫉妒德国人的才智和组织能力,还想把物理学也带到美国去”。
简而言之,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得以茁壮成长。那年秋天,他热情洋溢地给弗朗西斯·弗格森写信说:“我想你会喜欢哥廷根的。像剑桥一样,这里以自然科学为主,这里的哲学家主要感兴趣的是认识论的悖论问题和那些小把戏。这里的科研比剑桥好得多,总的来说,恐怕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这里的人工作都非常努力,他们绝不轻易袒露自己的想法,但又有壁纸制造商一般志在必得的野心。结果就是,他们完成的工作简直像借魔鬼之手一般不可思议,又极其成功……这里的工作很不容易,所幸还算有趣。”
大多数时候,奥本海默都觉得自己情绪平稳,但是偶尔也有短暂的反复。有一天,保罗·狄拉克看见他晕倒在地上,就像前一年在卢瑟福实验室发生的那一幕。“我还没有彻底康复,”奥本海默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一年又发作了好几次,但是间隔越来越长,对我工作的干扰也越来越小。”那一年,另一位物理学专业的学生索尔芬·霍格内斯和他的妻子菲比也住在卡里奥家的别墅,他们发现奥本海默有时行为古怪。菲比经常看到他躺在床上无所事事,但蛰伏期过后,他又开始喋喋不休。菲比认为他“非常神经质”。偶尔还有人见过奥本海默有口吃的问题。
奥本海默变得越来越自信,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名声在外。在离开剑桥大学前,他向剑桥哲学学会递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量子理论中的振动-转动谱带》,另一篇是《关于二体问题的量子理论》。前一篇关注的是分子能级问题,后一篇研究的是氢原子向连续态的转变。这两篇论文都在量子理论领域取得了微小但重要的进展,奥本海默到达哥廷根时欣然获悉剑桥哲学学会发表了这两篇论文。
论文的发表使奥本海默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其结果就是他狂热地参与各种学术讨论,他那些任性的举止经常惹恼他的同学们。“他天赋极高,”马克斯·玻恩教授后来写道,“他无法放下自己的优越感,这既令人尴尬又会惹来麻烦。”在玻恩的量子力学讲座上,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的发言,当然玻恩本人也不能幸免,奥本海默会手拿粉笔走到黑板前,用他带着美国口音的德语宣布:“用下面这种方法会好得多……”虽然其他同学对奥本海默的无礼抱怨不迭,他的老师也勉为其难地、礼貌地规劝过他,但是奥本海默本人对此无动于衷。但是有一天,玛丽亚·格佩特——一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向玻恩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写在厚厚的羊皮纸上,上面有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大部分讲座参与者的签名。请愿书上写着,除非这位“神童”有所收敛,否则他的同学们将罢课。玻恩仍不愿意与奥本海默当面对质,他决定把请愿书放在奥本海默来找他讨论论文时肯定会看到的地方。玻恩后来写道:“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安排别人把我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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