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67年2月25日，尽管美国东北部地区遭遇了恶劣天气和严寒，仍有600名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友人和同人来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他们聚在一起哀悼他，缅怀他的生平，他们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政治家、将军、科学家、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及来自各行各业的老相识。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温和的师长，他们亲切地称他为“奥比”；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1945年他成为“原子弹之父”、民族英雄及科学家公仆的典范。然而，人们都痛心地回忆道，仅仅9年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一届共和党政府就宣布他为危险分子，这让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为美国反共运动中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因此，在缅怀这位杰出人物时，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他非凡的一生中有胜利也有悲剧。

前来吊唁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如伊西多·拉比、尤金·维格纳、朱利安·施温格、李政道和埃德温·麦克米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女儿玛戈也参加了悼念，奥本海默是她父亲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的上司。罗伯特·瑟伯尔也来了，20世纪30年代，他是奥本海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后来他们成了好友，两人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共事。现场还有康奈尔大学杰出的物理学家汉斯·贝特，他因揭示太阳内部的热核反应而获得了诺贝尔奖。1954年，受到公开羞辱的奥本海默为了躲避尘世喧嚣，在加勒比海幽静的圣约翰岛建造了一座沙滩小屋，他们一家的邻居艾瓦·德纳姆·格林也参加了悼念，与她比邻而坐的是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的显赫要员：长期担任总统顾问的律师约翰·J.麦克洛伊，曼哈顿计划的军方长官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新泽西州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林登·B.约翰逊总统派他的科学顾问唐纳德·F.霍尼格代表白宫出席了追悼会，霍尼格也是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老熟人，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时，他和奥本海默都在“三位一体”试验的现场。在科学家和华盛顿的权力精英中间，零星地坐着来自文学圈和文艺界的人士：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小说家约翰·奥哈拉、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和纽约城市芭蕾舞团艺术指导乔治·巴兰钦。

悼念仪式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亚历山大大厅举行，奥本海默的遗孀凯瑟琳·普宁·奥本海默（大家都叫她姬蒂）在前排就座。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这是一场气氛凝重、五味杂陈的追悼会。和姬蒂坐在一起的是他们22岁的女儿托妮和25岁的儿子彼得。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坐在彼得旁边，他也是一名物理学家，但他的事业在麦卡锡主义的风暴中被毁掉了。

大厅里响起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安魂圣歌》，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时就喜欢上了它，当时也是在这座大厅，就在去年秋天。随后三个人宣读了悼词，与奥本海默相识30余年的汉斯·贝特第一个发言。贝特说：“他为美国理论物理学的强盛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他是位领袖，但并不专横跋扈，他从不发号施令。他激发了我们最好的一面，就像一位好客之人的待客之道。”为了比德国先制造出核弹，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指挥数千人投入核弹竞赛，他把一片原始台地变成一间实验室，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组建了一支高效的队伍。贝特和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们都明白，如果没有奥本海默，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建造的那个原始的“小装置”就不可能及时完工，投入战争。

第二个致悼词的是物理学家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他是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邻居。1954年，在原子能委员会的5名委员中，只有史密斯投票赞成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史密斯目睹了奥本海默遭受的秘密审判——“安全听证会”，他完全了解其中的拙劣下作，他说：“这样的错误已无法被匡正，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污点也永远无法被抹去。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他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得到的却是如此不公的回报。”

最后发言的是乔治·凯南，他是资深外交官，也做过大使。凯南是二战后遏制苏联政策的提出者，也是奥本海默多年的好友，他们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共事。从未有人像奥本海默那样激发了凯南对核时代种种危机的思考。当凯南对美国军事化的冷战政策提出异议，被华盛顿抛弃时，没有朋友像奥本海默那样支持他的工作，并在研究院为他提供了容身之所。

凯南说：“人类刚刚征服了一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力量，它让人类的道德力量相形见绌，这一难题把我们推到残酷的现实跟前。对此奥本海默的担当无人能及，他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日益悬殊的力量对比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即便忧心忡忡，他追求真理的信念也从未动摇，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他追寻着各种形式的真理。面对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的灾难，他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希望能为避免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