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能的意见。奥本海默的呼吁在洛斯阿拉莫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ALAS的领导者威利·希金博特姆认为：“封锁这份文件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背后的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也无法评价。”但是，在ALAS中“有一名代表知道内情，也认识相关人士，那就是奥比”。大家一致通过了一项动议，“让威利告诉奥比，我们坚决支持他”。
事实上，奥本海默正在尽其所能地表达科学界同仁对未来的严重关切。9月下旬，他告诉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大多数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都很反感继续从事武器研究工作——“不仅是超级炸弹，是任何炸弹”。他说，在广岛核爆炸和二战结束后，人们觉得这样的工作“违背了他们的内心和灵魂”。奥本海默曾带着鄙夷的口吻对一位记者说，他是科学家，不是“军火制造商”。当然，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这么想。爱德华·泰勒还在向那些愿意听他推销的人介绍“超级炸弹”。当泰勒让奥本海默出面呼吁研制“超级炸弹”时，奥本海默打断了他说：“这非我所能，也非我所愿。”泰勒对他的回应无法释怀，怀恨在心。
1945年10月3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发表了他的意见，起初许多科学家都为此感到宽慰。起草意见书的是艾奇逊的手下赫伯特·马克斯，他是一位年轻的律师，意见书建议呼吁国会建立原子能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对整个原子能产业进行监管。连华盛顿的内部人士都不知道，马克斯在撰写时获得了奥本海默的帮助。所以很自然地，这份意见书也反映了奥本海默的个人意见，他认为弄清楚原子能的危害和益处是十分紧迫的问题。杜鲁门宣称，开发原子能“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颇具革命性，以至于无法在过去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思考”。而且，形势刻不容缓。杜鲁门警告说：“人类文明的希望有赖于能否达成放弃使用和发展原子弹的国际协定……”奥本海默认为这等于总统已经向他承诺将谋求废除核武器。
但是，就算奥本海默成功地影响了总统的意见，他也无法阻止第二天提出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的提出者是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埃德温·C.约翰逊和肯塔基州众议员安德鲁·J.梅。“梅-约翰逊法案”体现的政策与总统讲话的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多数科学家将这一法案视为军方的胜利。首先，该法案提出对任何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处以重刑和高额罚款。奥本海默居然宣布支持“梅-约翰逊法案”，这让他的同事们大惑不解。10月7日，他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呼吁ALAS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支持该法案。他再一次获得了成功，这说明他仍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的理由很简单，现在需要争分夺秒，任何能加速对国内原子能监督立法的法案都将为下一步行动铺平道路：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奥本海默很快就成了华盛顿的圈内人，他乐于与当局合作，一心一意地支持他们，但是真正指引他的是其内心的希望，而支撑他的是其政治上的天真。
但是当科学家们读到法案的细则时，他们变得警惕起来。“梅-约翰逊法案”提议将涉及原子能的所有权力集中在总统任命的九人委员会手中。军方官员将获准在委员会中任职。哪怕只有轻微的违反安全条例的行为，科学家们也会被判处长达10年的徒刑。但是，这让人想起了1943年，奥本海默最初也曾对征召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入伍表示支持，当时他的同事们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和隐患都感到不安，而奥本海默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妥之处。根据他在战时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可以与格罗夫斯和战争部合作。但是，其他人可没这么有信心。这项法案激怒了西拉德，他发誓要全力阻止。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赫伯特·L.安德森在写给洛斯阿拉莫斯同事的信中承认，他对奥本海默、劳伦斯和费米的信心已经动摇，他说：“我相信，这些值得尊敬的人都上当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法案。”事实上，在劳伦斯和费米阅读“梅-约翰逊法案”细则之前，奥本海默就说服了他们支持该法案，但是两人很快都撤回了他们的支持意见。
1945年10月17日在参议院作证时，奥本海默承认，在他实际阅读法案之前“很久”，他准备的声明就已经写好了：“‘梅-约翰逊法案’，我不太了解……那个法案让你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他只知道，像亨利·史汀生、詹姆斯·科南特和万尼瓦尔·布什这样正直的人协助起草了该项法案，“如果他们都支持这项法案的宗旨”，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重点是找到九名值得信任的正人君子，他们能“英明地”行使拟定中的委员会的权力。当被问及允许军官进入委员会是否明智时，奥本海默回答说：“我认为这件事和一个人穿什么制服没有关系，而是关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不出比马歇尔将军更让我有信心的长官了。”
西拉德也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幕，他认为奥本海默的证词“堪称杰作……他说话的方式让在场的国会议员以为他支持这项法案，又让在场的物理学家都认为他反对这项法案”。纽约左翼的报纸《PM报》报道说，奥本海默对该法案发起了“拐弯抹角的攻击”。
这时弗兰克·奥本海默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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