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
离绝望也只有一步之遥。
——罗伯特·奥本海默
回到洛斯阿拉莫斯后，似乎所有人都沉浸在狂欢之中。理查德·费曼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他坐在吉普车的引擎盖上敲着邦戈鼓。他后来写道：“但是我记得有一个人——罗伯特·威尔逊，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你为什么愁眉苦脸？”费曼问。
“我们干了件可怕的事。”威尔逊回答说。
“但是这事可是你挑头儿的啊，”费曼说，他想起来正是威尔逊把他从普林斯顿招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是你把我们拉进来的。”
撇开威尔逊不谈，大家的欣喜若狂也实属意料之中。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为了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每个人都不辞辛苦。这项工作本身就给他们带来了满足感，而在阿拉莫戈多取得的惊人成就更是让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在这个时候，即使是像费曼这样头脑清楚的人也变得欣喜若狂。但后来他谈到那一刻时说：“你停止了思考，你懂的，就是不再多想。”在费曼看来，罗伯特·威尔逊似乎是“那一刻唯一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人”。
但费曼错了，奥本海默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在三一试验场试爆后的几天里，他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终于从漫长的实验室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知道在三一试验之后，这个“小装置”就变成了一种武器，而武器归军方管理。奥本海默的秘书安妮·威尔逊记得他们与陆军航空部队军官进行过一系列会议，她说：“他们在挑选轰炸目标。”奥本海默知道候选目标里有日本哪些城市，这显然让他陷入了严肃的思考。“在那两周时间里，奥本海默变得非常安静，一直在冥思苦想，”威尔逊回忆说，“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三一试验后不久，奥本海默对安妮·威尔逊说过一句话，这句语气伤感甚至有些阴郁的话吓了她一跳。“他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威尔逊说，“我觉得其他人都没有像他这样，他经常从家里走路到技术区，我总是从护士宿舍过来，我们经常能在路上碰到。那天早上，他吸着烟斗说：‘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他指的是日本人。”他说这话时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好像在宣布死讯。
然而，就在同一周，奥本海默正忙着确保原子弹能够在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头上充分发挥威力。1945年7月23日晚，他会见了托马斯·法雷尔将军和他的助手约翰·F.莫伊纳汉中校，这两名高级军官受命监督对广岛的轰炸，轰炸飞机将从天宁岛起飞。那是一个晴朗凉爽、繁星满天的夜晚，奥本海默在他的办公室里紧张地踱着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想确保他们俩明白向目标投弹的精确指令。莫伊纳汉中校之前曾是新闻记者，在1946年的一本小册子中，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晚的情景：“‘不要让他们隔着云层进行轰炸，’奥本海默说道，他语气坚决，还有些紧张兮兮的，‘必须看到目标。不能通过雷达轰炸，必须用肉眼观察投弹。’他踱开大步，双脚外八字，又点上了一支烟。‘当然，不管他们是否用雷达检查投弹位置，必须目测投弹，’奥本海默又走了几步，接着说，‘如果他们是夜间投弹，应该选择有月亮的时候。当然，他们不能在雨天或雾天轰炸……别让他们在过高的位置引爆。已经确定的高度最合适。不要比这再高，否则会影响对目标的破坏力。’”
在奥本海默领导下研制的原子弹即将投入使用。他安慰自己，这些武器将被妥当地使用，不会引发战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在三一试验后不久，奥本海默从万尼瓦尔·布什那里听说，临时委员会一致同意了他的建议，即明确告知苏联人存在核弹及马上将用在日本，这个消息让他松了一口气。他以为，此时此刻，杜鲁门总统正在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这样开门见山的讨论。后来，在得知三巨头最后一次会议的真实情况后，他无比震惊。杜鲁门并没有开诚布公地与他们讨论武器的性质，而是含糊其词、相当隐晦地一带而过。“7月24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经意地向斯大林提到，我们有一种破坏力非同寻常的新武器。这位苏联首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只说自己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好好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这与奥本海默的预期相去甚远。正如历史学家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后来所写的：“事实上在波茨坦发生的事情纯粹是一场拙劣的表演……”
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4分，一架以飞行员保罗·蒂贝茨的母亲命名的B-29轰炸机“艾诺拉·盖伊号”在广岛上空投下了未经测试的枪式铀弹。约翰·曼利那天在华盛顿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派他来执行一项任务——向他报告爆炸情况。他们晚了5个小时才与飞机取得联系，曼利终于收到了帕森斯上将的电报，他是“艾诺拉·盖伊号”上负责“武器装备”的军官，他说“据肉眼所见，这次威力超过了在新墨西哥州的试验”。但就在曼利准备给身在洛斯阿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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