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上,两兄弟之间发生过一些激烈的争执。奥本海默告诉他弟弟,他相信“如果苏联人得到机会,他们就会出兵”。现在,他支持杜鲁门对苏联的强硬路线,当弗兰克试图与他争论时,“奥本海默会说他知道了一些事情,虽然不能说出详情,但是这些事实让他相信不能指望苏联人会合作”。
二战后,哈康·希瓦利埃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时,也注意到了其立场的变化。1946年5月,奥本海默和姬蒂到希瓦利埃夫妇位于斯廷森海滩的滨海新居拜访了他们。奥本海默明确表示他的政治立场已经转变,至少在希瓦利埃看来,他“相当偏右”。希瓦利埃回忆说,奥本海默那些“贬损”美国共产党和苏联的言论让他感到震惊。奥本海默说:“希瓦利埃,请相信我,我是认真的,我有真凭实据,我不能告诉你事情的原委,但我向你保证,我改变对苏联的看法是有理由的。他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不能再相信苏联,你那是盲信。”
此外,希瓦利埃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这位老朋友,这些人的话也证实了他的看法。一天晚上,希瓦利埃在纽约街头碰到了菲利普·莫里森,他们聊起二战爆发以来发生的那些事。希瓦利埃把莫里森视为以前的党内同志,他还知道莫里森既是奥本海默战前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是跟随他到洛斯阿拉莫斯的骨干物理学家之一。
“奥比怎么样了?”希瓦利埃问。
“我连他的人影都看不到,”莫里森回答道,“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他现在换了一个圈子。”接着莫里森提到有一次他和奥本海默谈话时,奥本海默一直念叨着一个叫“乔治”的人,最后莫里森不得不打断他问这个叫“乔治”的到底是什么人。莫里森对希瓦利埃说:“你肯定明白,对于像乔治·C.马歇尔将军这样的人,我顶多也就称他为‘马歇尔将军’或者‘国务卿’,而不会叫他‘乔治’。这就是他现在典型的做派……”奥本海默变了,莫里森说:“他觉得自己就是上帝。”
自1943年春最后一次见到奥本海默以来,希瓦利埃遭受了无数打击。1944年1月,政府拒绝发给他在战时新闻处工作所需的安全许可,这使他无法获得与战争有关的职位。联邦调查局有关他的档案中记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指控,一位在战时新闻处工作的朋友对他说:“显然有人在针对你。”对此一头雾水的希瓦利埃留在了纽约,他偶尔做一些兼职的翻译和杂志撰稿工作。1945年春,他重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但是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被美国战争部雇用,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担任翻译。他于1945年10月飞往欧洲,直到1946年5月才返回加利福尼亚。那时,伯克利已经拒绝了授予他终身教职。学术生涯遭受打击后,希瓦利埃决定全职投入一部小说的创作,他与出版商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签订了出版合同。
1946年6月26日,在他与奥本海默重逢差不多6周后,当时,希瓦利埃正在家里写小说,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敲开了他的门。他们坚持要希瓦利埃和他们一起去趟旧金山市中心的办公室。几乎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也出现在乔治·埃尔滕顿的家中,他们要求埃尔滕顿陪同他们去联邦调查局在奥克兰的办事处。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同时接受了大约6个小时的讯问。在随后的审问中,两人才明白这些探员想了解的是1943年初冬他们关于奥本海默的谈话。
尽管两人都不知道对方受到了审问,但是他们给出了类似的说法。埃尔滕顿承认,1942年年底,当时纳粹的猛烈进攻让苏联难以招架,苏联领事馆的彼得·伊万诺夫找到他,问他是否认识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罗伯特·奥本海默教授,他还问到了另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埃尔滕顿已经记不太清了,可能叫阿尔瓦雷斯。埃尔滕顿回答说他只认识奥本海默,而且还不太熟。但他主动提出自己有个朋友和奥本海默关系很好。这位苏联人接着问他的朋友能否问一下奥本海默,看看他是否愿意和苏联科学家分享信息。埃尔滕顿说,他确实问了希瓦利埃,他还告诉希瓦利埃,他的苏联朋友向他保证,这些信息“将用拍照的方式通过他的渠道安全送达”。最终,埃尔滕顿向联邦调查局证实,几天后,希瓦利埃“来到我家,他告诉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任何信息,奥本海默博士不同意这么做”。此外,埃尔滕顿否认曾接触过其他人。
联邦调查局从希瓦利埃这里得到的证词与埃尔滕顿的供词大致相符。但令希瓦利埃惊讶的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一再追问他与其他3位科学家的接触。希瓦利埃否认自己接触过奥本海默以外的任何人。经过近8个小时的审讯,希瓦利埃勉强同意签署一份书面证词:“我谨声明,据我所知,除了奥本海默,我没有向任何人询问有关辐射实验室工作的信息。”但在这个斩钉截铁的声明后,他又小心翼翼、有所保留地写道:“我可能曾顺便向一些人提到过为苏联获取这些情报的想法,但我敢肯定的是,在这方面,我从未有过具体的行动。”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离开联邦调查局时,他很想知道他们究竟从哪里听说了他和埃尔滕顿还有和奥本海默的对话。他也不明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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