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了。
“巴鲁克计划”的失败使情况越发糟糕，国际管制的理想将不得不等待地缘政治的变化。奥本海默现在明白，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调和。1947年9月，他对外交部和陆军的一些官员说：“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对美国来说，这种（国际管制）提案也包含着切实的让步。此外，这些提案还需要美国彻底放弃在世界上独善其身的想法。”
他知道，对于他提出的如此彻底的国际管制提案，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都会“大跌眼镜”。他们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以及至少让渡部分主权。不过，奥本海默现在终于明白提案中需要苏联做出的牺牲属于另一个量级。在一份富有见地的分析报告中，他指出：“这是因为提案中的（国际）管制模式与苏联目前的国家权力模式存在相当严重的冲突。该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相信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我们在原子能管制方案中要求的那种深度或密切合作与这一信念相悖。因此，我们等于在要求苏联做出一项重大让步并使其背离该政权的根基……”
奥本海默知道苏联人不太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认为在遥远的未来可以实现国际管制。与此同时，他无奈地做出了一个决定，美国必须用核武器武装自己。他也由此得出结论：原子能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将是“提供大量精良的核武器”。1946年，奥本海默还在宣扬国际管制和技术开放的必要性，到了1947年，他已经开始接受出于防御目大量拥核的想法。
从表面上看，奥本海默现已成为美国权势圈子里颇有声望的一员。他现在是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拥有令人垂涎的“Q”级（核机密）安全许可，他还是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和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成员。作为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成员，与奥本海默打交道的都是社会名流，比如，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法官小查尔斯·怀赞斯基和约瑟夫·艾尔索普。1947年6月初，在一个天气和暖、阳光明媚的日子，哈佛大学授予了奥本海默荣誉学位。在毕业典礼上，他听到他的朋友乔治·C.马歇尔将军公布了杜鲁门政府的一项规划，即向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投入数十亿美元，很快人们就称其为“马歇尔计划”。
奥本海默和麦克利什走得很近。这位诗人开始给他寄十四行诗，他们二人经常通信。他和奥本海默拥有相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认为无论是左翼的共产党还是右翼的激进分子都对这些价值观造成了威胁。1949年8月，麦克利什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言辞尖刻的文章——《征服美国》，他在文中抨击美国战后陷入一种反乌托邦氛围，走到了乌托邦的反面。尽管美国是地球上极其强大的国家，但美国人民似乎被一种疯狂的冲动俘获，他们被苏联的威胁左右。麦克利什语气挖苦地总结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已经被苏联“征服”，苏联现在正在指挥美国的行动。麦克利什写道：“不管苏联人做了什么，我们都反其道而行之。”他也严厉地批评了苏联的暴政，但与此同时竟有如此多的美国人愿意因反共的名义牺牲自己的公民自由，这让他感到痛心。
麦克利什询问奥本海默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奥本海默的回答揭示了其政治观点的演变。他认为麦克利什对“现状”的描述堪称精妙，但他对麦克利什开出的药方有些担忧，麦克利什呼吁“重申个人革命”。奥本海默认为重新倡导杰斐逊式的个人主义，不仅不足以解决问题，还有点儿老生常谈。“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奥本海默写道。他提醒麦克利什：“文化和社会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人的价值及对人类的拯救和解放的理解。”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的远不只是将个人从社会中解放出来这么简单；我们要注意到在过去的150年中，有一个事实越来越明显，那就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依赖他人的”。
随后，奥本海默向麦克利什讲述了同年早些时候他和尼尔斯·玻尔一起散步的经历，那是一次午夜的雪地漫步，这位丹麦物理学家边走边阐述他关于开放性和互补性的哲学。奥本海默认为，玻尔表述了“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洞察，没有它，我们就无法解答共产党人、历史学家及我们自己的疑问”。收到奥本海默的回信，麦克利什很高兴：“你如此大费笔墨地给我回信，真是太好了。当然，你提出的这一点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奥本海默的一些左翼朋友不知该如何理解他的这种转变，但有些人一直认为奥本海默是人民阵线中的民主派人士，对他们来说，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没有任何变化。相反，是环境发生了变化：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除外）和大萧条结束，对那些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党已经失去曾经的吸引力。而对于奥本海默那些不信奉共产主义而信奉自由主义的朋友，如罗伯特·威尔逊、汉斯·贝特和伊西多·拉比来说，奥本海默始终如一，他的发心从未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奥本海默的立场并没有发生那么突然的转变。虽然他不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并不认为苏联人真的威胁到了美国。在这个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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