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
他告诉我，那一刻他精神崩溃了……他一向如此，当情况变得难以招架时，他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戴维·玻姆
1948年秋，奥本海默回到了他阔别19年的欧洲。19年前，他还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物理学家，人们都期待他能取得伟大的成绩。19年后重返欧洲时，奥本海默无疑已是他那一代人中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是美国最知名的理论物理学系的创始人，以及“原子弹之父”。他此次的行程包括巴黎、哥本哈根、伦敦和布鲁塞尔，他在这些地方或发表演讲或参加物理学会议。奥本海默年轻时在哥廷根、苏黎世和莱顿学习过，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也日渐成熟，所以他无比期待这次旅行。但是9月底，他写信跟弟弟说，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略感失望。他告诉弗兰克：“欧洲之行就像故地重游，盘点过去的人生……那些物理学会议可圈可点，但无论在哪里——哥本哈根、英国、巴黎甚至在这里（布鲁塞尔），你都能听到这句话：‘你看，我们多少有些落伍了……’”奥本海默不由得略带伤感地得出一个结论：“说到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会决定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然后，奥本海默笔锋一转，提到了他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敦促弗兰克去找“一位可以给他安慰、支持和建议的好律师”。那年夏天，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在举行听证会，奥本海默很担心他的弟弟，或许也在担心他自己。他在信中写道：“这确实很困难，因为我们无从得知J.帕雷尔·托马斯的委员会究竟在干些什么……就连希斯的事情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不祥之兆。”
那年8月，《时代》杂志编辑、前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说，国务院前高级官员、参与新政的律师阿尔杰·希斯是华盛顿一个秘密共产党小组的成员。这一指控很快成为共和党人指摘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把柄，他们认为罗斯福新政纵容共产党员打入了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的核心。希斯于1948年9月以诽谤罪起诉了钱伯斯，到了年底，希斯又因伪证罪受到指控。
奥本海默完全有理由认为希斯事件是个“不祥之兆”。如果像希斯这样地位的人都能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扳倒，他不由得担心这个委员会将如何对付他弟弟，毕竟他是一名公开的共产党员。奥本海默知道，早在1947年3月，《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控弗兰克是共产党员。弗兰克愚蠢地否认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奥本海默曾含蓄地提到弗兰克“过去几年经常想起这件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委婉地建议弗兰克找个律师，而且不能只是一位好律师，他还得“熟悉华盛顿、国会……还有新闻界。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赫伯特·马克斯呢？他可是样样都在行”。奥本海默希望他的弟弟不要被卷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政治迫害，但弗兰克显然必须先有所准备。
时年36岁的弗兰克·奥本海默马上就要开启他的远大前程。他先后在罗切斯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粒子物理的创新实验，到1949年，他已经在物理学同行中小有名气，在高海拔地区高能粒子（宇宙射线）的研究领域，他是首屈一指的实验物理学家。那年早些时候，他乘坐海军“塞班岛号”航空母舰前往加勒比海地区，他在那里和他的团队发射了一批氦气球，这些气球携带了一种特别设计的密封舱，舱内有一个云室，里面叠放着核乳胶底片。气球会把这些底片带到极高的海拔，它们能记录重核辐射的径迹。这些数据表明宇宙射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恒星爆炸。弗兰克必须在这些金属密封舱掉落后找到它们，为了找寻其中一个密封舱，弗兰克跋涉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脉的丛林中，最后他得意扬扬地在一棵桃花心木上找到了它。不过，当一个密封舱在海里失踪时，弗兰克夸张地写道，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事实上，他热爱这些冒险之旅并陶醉于他的工作之中。如果说弗兰克直到1945年都在追随哥哥的脚步，那么现在作为一名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已经走上自己的道路。
奥本海默虽然担心弗兰克，但他似乎认为自己的名气可以抵消他那些左翼历史带来的不良影响。1948年11月，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杂志的内文充满了对他生活和事业的恭维之词。《时代》杂志的编辑告诉数百万美国人，原子时代的奠基人奥本海默是“真正的当代英雄”。在接受《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他并没有掩盖自己那些激进的政治活动。他毫不掩饰地说，在1936年之前，他“肯定是世界上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之一”，但随后他承认，目睹青年物理学家因失业而“精神崩溃”，听到他在德国的亲戚不得不逃离纳粹的统治，正是这些事情让他睁开了双眼。“我这才惊醒，原来政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左翼分子，加入了教师工会，认识了很多加入共产党的朋友。这是大部分人在高中临毕业或上大学时就做过的事。托马斯领导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可不喜欢这些，但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我更为自己的后知后觉而羞愧。当时我所信奉的现在看来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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