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吃一惊。
亲爱的劳伦斯：
这是怎么了？30个月前，你搂着我的肩膀，为我祝福，你告诉我随时可以回来工作。现在，你说不再欢迎我了。到底谁变了，是你，还是我？我背叛了我的国家，还是你的实验室？当然没有，我什么都没做……也许你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可你从来也没认同过……所以我认为，你一定是失去了理智，已经到了无法容忍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与你意见相左的地步……我对你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
弗兰克谨上
1年前，弗兰克和杰姬在帕戈萨斯普林斯附近买了一个占地800英亩的牧场，这里位于科罗拉多山脉的高处，他们原本打算把这里作为暑期度假的地方。1949年秋，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他们决定隐居在这个生活条件艰苦的流亡之地。“没人给我工作机会，”弗兰克给伯纳德·彼得斯写信说，“所以我们肯定会在这里过冬。但是我的老天，这里太美了。我觉得只有你亲自来过，才会明白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牧场海拔8 000英尺，冬天冷得让人难以忍受。“杰姬会坐在小木屋里，”菲利普·莫里森回忆说，“拿着双筒望远镜，观察那些快要在雪地里生产的奶牛。为了不让新生的小牛犊受冻，他们必须及时跑出去。”
在接下来的10年里，罗伯特·奥本海默那受人喜爱又才华横溢的弟弟靠经营农场勉强维持着生计。他们离最近的城镇也有20英里。似乎是为了提醒他们不要忘乎所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会定期来询问他们的邻居，偶尔他们还会去弗兰克的牧场，请他谈谈共产党内的其他成员。有一次，一个探员特意告诉他：“你不想在大学里找份工作吗？如果你想，你就必须与我们合作。”弗兰克总是将他们拒之门外。1950年，弗兰克写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联邦调查局不是在调查我，而是在试图破坏我所生活的环境。他们试图通过让我的朋友、邻居、同事反对我、怀疑我，来惩罚我这个左翼分子。”
几乎每年夏天奥本海默都会到这座牧场，虽然弗兰克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处境，但奥本海默一想到弟弟过着这样的生活就感到恼火。“我真觉得自己像个牧场主，”弗兰克说，“而且我就是一个牧场主。但他不相信我能过牧场主的生活，他非常希望我回到学术界，尽管他对此无能为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巴西、墨西哥、印度和英国都有人想邀请弗兰克出国任教，但美国国务院坚决拒绝发给他护照。因为被列入了黑名单，弗兰克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机会。几年后，弗兰克被迫以4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一幅梵高的作品——《第一步》（临摹米勒）。
奥本海默对弟弟的境遇感到沮丧，为此他与最高法院的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成员格伦维尔·克拉克及其他法律学者进行了讨论，他想由研究院来组织一些知识分子对杜鲁门政府的“忠诚-安全计划”进行批判，正是由于该计划的纵容，弗兰克和奥本海默的学生才会有如此遭遇。奥本海默告诉克拉克，他认为总统的《忠诚调查令》、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许可程序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让很多人都遭受了无端的苦难，这等于废除了质询、观点和言论的自由”。不久之后，奥本海默聘请了他的老朋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马克斯·雷丁博士在1949—1950学年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他写了一篇关于加州忠诚誓言争议的文章。
这些年来，奥本海默一直坚信他的电话遭到了监听。1948年的一天，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来到了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拉普想找他讨论自己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教育工作。奥本海默的反应把拉普吓了一跳，因为他突然起身把拉普拽了出去，一边走一边还嘟囔着“隔墙有耳”，奥本海默知道自己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他总能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路易斯·亨普尔曼博士回忆说，亨普尔曼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就是奥本海默的朋友，现在也是奥尔登庄园的常客，“他给我们的感觉是，他觉得确实有人在跟踪他。”
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的电话被监听，1946—1947年，他在伯克利的家也被联邦调查局安装了监听装置。当他搬到普林斯顿时，联邦调查局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办事处接到指示，要对奥本海默的行动进行监视，但他们没有被授权进行电子监听。即便如此，他们仍尽一切努力“在与奥本海默关系密切的人中发展秘密线人”。到1949年，联邦调查局至少招募了一名秘密线人，这名女子通过社会关系及她在大学的工作结识了奥本海默。1949年春，纽瓦克办事处告诉埃德加·胡佛：“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情报表明奥本海默不忠诚。”多年后，奥本海默挖苦道：“政府监听我电话的花费，可比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给我的工资多多了。”
1947年，美国曝出了多起间谍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第9835号行政令，即《忠诚调查令》，在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发起了“忠诚-安全计划”，要求调查那些“与共产党有联系或同情共产党的人士”及“涉嫌颠覆活动的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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