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为了他眼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政策分歧而羞辱斯特劳斯，但是他太容易盛气凌人，许多朋友都这么认为。这简直是他课堂上的保留节目，一位朋友说：“奥本海默能让成年人觉得自己像个小学生，也能让巨人觉得自己像只蟑螂。”但斯特劳斯不是小学生，他是个有权有势、好面子、报复心强的人，而且他动不动就觉得别人在羞辱自己，那天他离开听证会现场时火冒三丈。另一位原子能委员会委员戈登·迪安说：“我清楚地记得斯特劳斯脸上那可怕的表情。”多年后，戴维·利连索尔生动地回忆道：“你很少能在一个人脸上看到那种仇恨的表情。”
自从1948年年初奥本海默明确表示抵制斯特劳斯插手他对高等研究院的管理，两人的关系一直在不断恶化。在这次听证会之前，他们已经因为涉及原子能委员会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争执。但是，奥本海默这次招惹了一个危险的敌人，他在奥本海默职业生涯的各个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他们两人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发表了意见相左的证词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约翰·F.富尔顿博士说，他希望斯特劳斯能从该研究院的董事会辞职。“我认为，只要斯特劳斯先生继续留在我们的董事会，作为高等研究院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就会不得安宁。”富尔顿在给另一位董事的信中写道。但是，斯特劳斯的盟友们谋划了一场选举，要推选他为研究院的董事会主席，现在斯特劳斯明确表示，他并不想只因为他“竟然大胆地……在科学问题上与奥本海默博士意见相左”而辞职。斯特劳斯相当恼火，他会一直愤愤不平直到报仇雪耻。
就在第二天，1949年6月14日，弗兰克·奥本海默作为证人出现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两年前，他向一位报社记者否认自己曾是共产党员。他本来没打算在自己的党籍问题上撒谎，但《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一位记者一天深夜打电话说他们的报纸第二天早上要发表一篇报道，记者在电话里给弗兰克念完这篇报道后，请他立即予以置评。弗兰克后来说：“这篇报道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实指控，里面唯一的事实是二战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要我发表看法，我就干脆说这些全都是捏造的。我这么做确实很愚蠢，我不应该发表意见。”这篇报道见报后，明尼苏达大学校方向弗兰克施压，要求他以书面形式重申自己对这篇报道的看法。由于担心丢掉工作，弗兰克请一名律师起草了一份声明，他在其中保证自己没加入过共产党。
但在出席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前，弗兰克和妻子杰姬讨论后决定必须说出真相。那天早上，他宣誓作证说他和杰姬有差不多3年半的时间是共产党员——从1937年年初到1940年年底或1941年年初。他承认，在那些年里，他的党内化名是“弗兰克·福尔瑟姆”。在他的律师克利福德·杜尔的建议下，他拒绝就他人的政治立场作证。“我不会谈论我的朋友。”他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和好几位国会议员一再向弗兰克施压，要他交代一些人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前特工、议员维尔德反复要求他重申拒绝回答提问的理由，弗兰克说他不会谈论他朋友的政治背景，“因为我多年来认识的这些人都是思想正直、为人善良的人。据我所知，他们没有想过、讨论过或说过任何有损于美国宪法或法律宗旨的事情”。与他哥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兰克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不愿供出别人。
弗兰克和杰姬觉得整个过程都很离奇，杰姬仍然会因路见不平而义愤填膺。当她坐在众议院委员会的接待室等待作证时，看到窗外国会山的大理石政府大楼周围环绕着修剪整齐的草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里黑人居住的一排排破败不堪的房屋，这幅景象让她大为震惊。孩子们光着脚，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都有些佝偻，大多数人似乎营养不良。他们只能玩在街上捡来的垃圾。当我坐在那里读着书、听着周围的声音、望着窗外时，我发现自己时而担心委员会会怎么对付我，时而气不打一处来，我被叫到这里来，居然就是为了让一些家伙盘问我是不是反美。”
后来弗兰克告诉记者，他们1937年加入共产党“是想要解决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出现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但是，当幻想破灭后，他们在1940年脱离了共产党。他说，他对核间谍活动一无所知，无论是在洛斯阿拉莫斯，还是在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我没听说过共产党的任何活动，从来没人为了获取情报接近我，我也没主动提供过任何信息，我只是拼命工作，我相信自己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仅仅1小时后，弗兰克就从记者那里得知，明尼苏达大学已经接受他作为物理系助理教授的辞呈。他在两年前撒了谎，从校方的角度看，这个理由足以将他开除出学术界。此时，他距离获得终身教职还有3个月的时间，在与该大学校长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他知道自己已经完了，弗兰克含泪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弗兰克遭到了重创。当他试图回到伯克利工作时，他才充分意识到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天真地以为劳伦斯会给他一个避难所，所以当劳伦斯拒绝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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