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斯底里的表现”
我对奥本海默的事感到很痛心，我想你也是。我觉得这有点儿像调查一个像牛顿或伽利略那样的人物是不是危险分子。
——约翰·J.麦克洛伊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
奥本海默周五结束出庭作证后，加里森被允许传唤20多名辩方证人，他们将为奥本海默的品格和忠诚作证。他们包括汉斯·贝特、乔治·凯南、约翰·J.麦克洛伊、戈登·迪安、万尼瓦尔·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以及其他科学界、政界和商界的杰出人物。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约翰·兰斯代尔，他是曼哈顿计划的前安全主管，现在是克利夫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美国陆军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重要安全官员为辩方作证，这一举动本身就会对听证会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奥本海默不同的是，兰斯代尔马上就意识到该如何抵御罗布咄咄逼人的进攻。在交叉询问中，兰斯代尔说他“坚定地”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位忠诚的公民，然后他又补充道：“我对这个时代的歇斯底里深感不安，现在这就是歇斯底里的表现之一。”
罗布可不会放过这一点，他问兰斯代尔：“你认为这个调查是歇斯底里的表现吗？”
兰斯代尔回答：“我认为……”
罗布打断他，又问：“是，还是不是？”
兰斯代尔回答：“我不会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那是你想要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让我继续说下去，我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罗布说：“好吧。”
兰斯代尔说：“我认为这个时代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是极其危险的。”他接着解释说，1943年在处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问题时，他也一直在努力解决一个敏感问题：是否可以让那些志愿在西班牙内战中与法西斯分子战斗的共产党员担任陆军军官。他“斗胆阻止了任命”15~20名这样的共产党员为陆军军官，兰斯代尔说他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诋毁”。他的决定最终被白宫驳回，兰斯代尔表示责任在罗斯福夫人“及白宫她身边的那些人”，他们营造的氛围让共产党员也能当上军官。
在明确了自己的反共资历之后，兰斯代尔接着表示：“今天我们又摇摆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我看来，这同样危险……现在，我认为这个调查是歇斯底里的表现吗？不是。我认为事实上现在太疑神疑鬼了，请容许我这么说。我认为，1940年时与共产党有牵扯和今天与共产党有牵扯被视为同样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歇斯底里的表现。”
时任大通银行董事长的约翰·J.麦克洛伊也同意兰斯代尔的看法。作为艾森豪威尔私人“智囊团”的成员，麦克洛伊也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还是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最富有的六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1954年4月13日早晨，当麦克洛伊读到赖斯顿关于奥本海默案的报道时，他发现这则新闻令人深感“不安”。“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和一个共产党员情妇上过床。”他后来回忆道。
麦克洛伊经常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与奥本海默会面，他从未怀疑过奥本海默的忠诚，他还毫不犹豫地与艾森豪威尔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我对奥本海默的事感到很痛心，我想你也是，”他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我觉得这有点儿像调查一个像牛顿或伽利略那样的人物是不是危险分子。这样的人自己就是‘最高机密’。”艾森豪威尔苍白无力地回复说，他希望格雷领导下的“杰出的”听证委员会能够证明这位科学家无罪。
整个事件都让麦克洛伊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加里森在4月底没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作为辩方的临时证人出席听证会，而且他们两人在哈佛法学院时就认识。麦克洛伊提出了一些直接关系到听证会合法性的问题，他的证词引发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交锋。在为奥本海默辩护时，他首先质疑了格雷的听证委员会对安全风险的定义：“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危险分子究竟指的是什么。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危险分子，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危险分子……我认为还存在另外一种相反的安全风险……如果我们不能拥有最好的头脑和最棒的想法，我们就无法真正安全。如果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美国的科学家都必须在如此严格的限制和极大的不信任下工作，那么我们可能无法在这个（核）领域进一步发展，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
当加里森问起“希瓦利埃事件”时，麦克洛伊回答说，奥本海默为保护朋友而撒了谎，但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他对国家有巨大的价值，格雷的听证委员会应该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当然，这一论点使听证委员会大为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在安全问题上没有绝对的标准，必须根据每个人的功过做出具体的价值判断，可事实上，这的确就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条例中给出的建议。在对麦克洛伊的交叉询问中，罗布用了一个巧妙的类比进行反击：作为大通银行的董事长，你是否雇用过曾与银行劫匪有过来往的人？麦克洛伊说：“没有，据我所知没有。”那么，如果大通银行一位分行经理的朋友主动提到他认识一些打算抢劫银行的人，难道麦克洛伊不希望他的分行经理上报此事吗？麦克洛伊当然不得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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