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的整体，而且遍布世界各地。”
当埃文斯博士问她是否有两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党员和普通党员”时，姬蒂明智地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不能。”埃文斯博士说。
大多数为奥本海默辩护的证人都是他亲密的朋友和事业上的盟友。约翰·冯·诺依曼则与众不同，虽然他与奥本海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但他俩在政治上有严重的分歧。正是因为这一点，冯·诺依曼可能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辩方证人。冯·诺依曼是氢弹计划的狂热支持者，他解释说，尽管他和奥本海默都试图说服彼此接受对方的观点，但奥本海默从未干涉过他在“超级炸弹”项目中的工作。当被问及“希瓦利埃事件”时，冯·诺依曼开玩笑地说：“这事对我的影响就像突然听说有人在青春期干了一些了不得的恶作剧一样。”随后罗布又提出了那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换作冯·诺依曼，他在1943年会不会向安全官员撒谎。冯·诺依曼回答说：“先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不想撒谎。但是，你现在让我先假设别人犯了错，再问我会不会也如法炮制。难道这不跟问‘你从何时开始不打老婆’一样吗？”
这时听证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跳了出来，他们还想让冯·诺依曼回答同样的假设性问题。
埃文斯博士问：“如果有人找到你，还说他有办法将秘密情报传递给苏联，你会对此感到惊讶吗？”
冯·诺依曼博士回答：“这取决于那个人是谁。”
埃文斯博士问：“假设他是你的朋友……你会立即报告吗？”
冯·诺依曼博士回答：“这取决于是在什么时候。我是说，在我习惯安保条例之前，可能不会。在我习惯了安保条例之后，当然会这么做……我想说的是，在1941年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机密’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所以，天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否做出明智的选择。就算我相信自己会学得很快，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会犯错或者可能会犯错……”
也许是感觉到冯·诺依曼占了上风，罗布采用了检察官最传统的惯用手段之一——在交叉询问时只问一个问题。他问：“博士，你从没接受过精神病学方面的培训，对吗？”冯·诺依曼是当时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虽然他对奥本海默的专业工作和社会活动都很了解，但他不是精神科医生，因此，罗布等于不算委婉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冯·诺依曼没有资格评判奥本海默在“希瓦利埃事件”中的行为。
听证会进行到中途时，罗布宣布：“除非听证委员会下令，否则我们将不会提前向加里森先生透露我们打算传唤的证人的名单。”加里森在听证会一开始就公开了自己的证人名单，因此罗布可以针对这份名单准备详细的提问，这些问题往往来自他手头的机密文件。但罗布现在解释说，他不能给予对手同样的礼遇，因为“坦率地说，如果传召科学界的任何人作证，他们都会受到来自周围的压力”。虽然有这种可能，但他明显是为了自圆其说，加里森本应予以强烈反对。所有人一开始就清楚爱德华·泰勒会被传唤，所以如果他的同人想对他施压，这样做也无济于事。欧内斯特·劳伦斯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可能也在候选之列，这个名单还在变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公诉人所宣称的考虑背后，其真实的原因是这场审判秀的制作人刘易斯·斯特劳斯还在不知疲倦地搜罗怀有敌意的证人。
拉比作证一周后，他在橡树岭碰到了欧内斯特·劳伦斯，拉比问他作证时会如何评价奥本海默。那时劳伦斯已经同意指证奥本海默。因为他真是对自己的这位老朋友忍无可忍。奥本海默在氢弹问题上反对他，还反对在利弗莫尔建立第二个武器实验室。再加上不久前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时，劳伦斯得知奥本海默多年前曾与好友理查德的妻子露丝·托尔曼有染，这让他无比愤慨。他在盛怒之下答应斯特劳斯去华盛顿指证奥本海默。但是在他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劳伦斯突发结肠炎。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告诉斯特劳斯自己无法成行。斯特劳斯坚信劳伦斯是在找借口，于是他和这位科学家吵了起来，他说劳伦斯是个懦夫。
劳伦斯并没有出庭指证奥本海默。但罗布早些时候与他交流过，现在罗布要让听证委员会看到这次谈话的记录，而加里森被排除在外。劳伦斯的结论是，奥本海默存在严重的判断失误，“他不应再参与任何政策制定”。奥本海默的律师既看不到这一结论，也无法质疑它。毫无疑问，这种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已足以构成终止听证会的理由。
与劳伦斯不同，爱德华·泰勒出庭作证时没有半点儿犹豫。4月22日，在他作证前6天，泰勒与原子能委员会的新闻干事查特·赫斯利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泰勒表达了他对奥本海默和“奥本海默集团”的深仇大恨。泰勒认为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摧毁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关于这次谈话，在赫斯利普给斯特劳斯的报告中有如下段落：“鉴于此案的听证会是基于安保问题，泰勒想知道是否有办法‘加重指控’，他觉得可以列上奥本海默提出的‘一系列糟糕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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