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知道那事。谢谢。我认为这个问题措辞不当。”
主席格雷问：“那你明白我想问的是什么吗？”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是的，我明白。”
主席格雷问：“那你为什么不按你理解的回答呢？”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不喜欢‘终止与共产党的关系’这句话……因为我认为奥本海默和共产党从没有那样的关系。我知道他为西班牙难民捐款，我知道他是通过共产党捐款。”
主席格雷问：“比如，当他给艾萨克·福科夫钱的时候，这笔钱可不一定是给西班牙难民的，是吗？”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想是的。”
主席格雷问：“直到1942年？”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觉得没有那么晚……”
格雷提醒姬蒂，她丈夫写的就是那个日期，姬蒂回答说：“格雷先生，罗伯特和我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有时他的记忆和我的也不一致。”
这时奥本海默的一位律师想插话，但格雷还在穷追不舍。格雷说：“我想问的是，你丈夫与共产党的关系是在何时结束的？”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不知道，格雷先生。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朋友，据说他是共产党员。”（她当然是指希瓦利埃。）这个不经意的坦白让罗布大为震惊，他插嘴道：“请再说一遍。”但格雷仍在继续提问，他再次询问了个人会以何种“方式”来“明确脱离”共产党。姬蒂相当明智地回答说：“格雷先生，我认为这因人而异。有些人很干脆，甚至还会专门发表声明。然而，对有些人而言，这是个缓慢的过程。我离开了共产党，但我没有与过去、与那些朋友一刀两断，就是这样。有些关系还维持了一段时间，我离开共产党后还会和共产党员见面。”
问题接踵而至，埃文斯博士要求她说出共产党员与共产党的同情者之间有何区别。姬蒂简单地回答说：“对我来说，共产党员就是几乎完全听命于党的共产党成员。”
罗布询问他们订阅《人民世界》的事情，姬蒂很有说服力地解释说，她觉得他们从来没有订过这份报纸。姬蒂说：“我没有订，罗伯特说他订了。我对此有点儿怀疑。我的理由是，我知道我们（在俄亥俄州的时候）经常把《工人日报》寄给一些没有订阅的人，因为我们想让这些人对共产党感兴趣。”
姬蒂寸步不让，连罗布都拿她没办法。她冷静、沉着又明察秋毫。毫无疑问，跟她为之辩护的丈夫相比，她是一位更出色的证人。
5月5日，在听证会的最后一天，当奥本海默即将最后一次离开证人席时，他要求再多说一句。在忍受了近4周痛苦的羞辱之后，奥本海默将完成加里森和解策略的最后一步，感谢那些折磨他的人：“对于委员会在听证过程中给予我的耐心和体谅，我很感激，也想好好地表示感谢。”此举是为了表示尊重，其目的是向听证委员会证明，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一个通情达理、乐于合作的人，是一个可以共事、可以信任的政府成员。主席格雷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回答道：“非常感谢，奥本海默博士。”
第二天早上，加里森花了3个小时对此案进行总结陈词。他再次提出了抗议，这次不像以往那么温和，他抗议“听证会”变成了“审判”。他提醒格雷领导的委员会，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委员会已经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来阅读联邦调查局有关奥本海默的材料。“我记得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加里森说，“那时我想到你们整整一周都泡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里，而我们永远无权看到……”但是，加里森意识到自己的抗议不宜过于激烈，于是马上态度又缓和下来。他表示，尽管他们确实发现自己“竟然陷入了一场对我们充满敌意的审理……我还是想真诚地说，我认可并非常感谢听证委员会委员表现出来的公正”。
尽管加里森此时表现出的恭顺让人有些尴尬，但他的总结中依然不乏雄辩之词。他警告听证委员会不要“颠倒时空，我认为这不仅非常可怕，也极其容易造成误导”。对发生在1943年的“希瓦利埃事件”进行评判时，必须考虑当时的政治氛围：“当时苏联是我们所谓的英勇盟友。那时对苏联的整个态度，以及对苏联同情者的态度，都与今天完全不同。”对于奥本海默的品格和诚信，加里森提醒听证委员会说：“你们已经和坐在沙发上的这位先生待了三周半，已经对他有了很多了解。关于他，还有很多是你们尚不了解、尚未知晓的，毕竟你们没有与他共同生活过。”
加里森继续说：“在这个房间里受审的不仅是奥本海默博士……美国政府也在这里接受审判。”加里森隐晦地提到了麦卡锡主义，他谈到了“国内弥漫的焦虑情绪”。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绪已经感染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以至于安全机构现在“就像某种庞大的机器，它将毁灭那些伟大的天才……美国绝不能吞噬自己的孩子”。关于这一点，加里森再次恳请听证委员会“全面地评价一个人”，他以此结束了自己的总结陈词。
审判结束了，在1954年5月6日晚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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