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渠道汇款。小组中没人持有党员证，如果交纳党费是党员资格的唯一凭证，我无法证明奥本海默是党员，但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三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
格里菲思回忆说，实际上，跟“那些由自由主义者或民主党人士组成的小组”相比，这个教员小组并没做特别出格的事情。他们互相激励，共同投身于教师工会和援助西班牙内战难民等公益事业。“他们从没讨论过理论物理学那些激动人心的新进展，没有涉及过任何机密或公开的信息，更不用说向苏联人输送情报了。简而言之，我们的活动与颠覆或背叛国家完全不沾边……这些会议主要讨论世界和国家局势，以及如何解读。在这些讨论中，奥本海默总是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给出最详尽、最深刻的解读。很多人都把他与左翼事业的紧密联系归因于政治上太天真，这太荒谬了，作为一位比大多数人都能更深刻地洞察政治风云的人，这是在贬低他的聪明才智。”
肯尼思·梅是伯克利的共产党负责人，是他把格里菲思安排到了这个小组。梅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哈康·希瓦利埃和其他几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参加过这个小组的会议，但是他“不认为这些参加会议的人组成了一个党小组”。
肯尼思·梅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的研究生，他也是奥本海默的朋友。梅于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7年和1939年分别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五周和两周的访问，从苏联归来的他对那里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很着迷。1940年伯克利地方选举期间，梅在学校董事会发表演讲，捍卫当地共产党候选人在公立学校内举行竞选会议的权利。这篇演讲被当地媒体报道后，梅的父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守派政治学家，公开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学校也取消了他的助教资格。第二年，梅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竞选伯克利市议会席位，当时他还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当他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时，他的党员身份并不是什么秘密。梅是琼·塔特洛克的朋友，他和奥本海默很可能相识在1939年的一次教师工会会议上。
梅脱党多年后告诉联邦调查局，他曾数次去奥本海默家讨论政治问题，他还记得见过奥本海默出席过一些“非正式集会……这些集会是为了讨论与社会主义有关的理论问题”。梅还补充说，他不认为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也不认为他“受党章的约束”。奥本海默是一名独立的知识分子，梅向联邦调查局解释说：“在共产党的组织管理中，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往往得不到信任，但与此同时，共产党又急于用党的路线来影响这些人的思想，以便借助他们的声望，以及争取他们对共产党事业的支持。因此，梅会与奥本海默等专业人士保持联系，他会和他们讨论共产主义，并向他们提供共产党的宣传资料。”
梅向联邦调查局探员解释说：“奥本海默很愿意和共产党的目标和主张保持一致，只要他自己认定其中有可取之处。但是对于他不认同的，他也不会迁就。”梅说：“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重要的是他是否认同对方。”
奥本海默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这是联邦调查局一直无法解答的问题，因为相关证据寥寥无几。联邦调查局相关档案中的很多证据不仅都是间接证据，还自相矛盾。在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中，只有几个声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大多数人的证词只是勾画出了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还有一些人断然否认奥本海默曾经入党。除了自己的怀疑和来自旁人的揣测，联邦调查局什么都没有。真相只有奥本海默自己知道，而他一直坚称自己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
阿尔·史密斯（1873—1944），美国政治家、民主党成员，他曾经两度出任纽约州州长，并且是民主党1928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译者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在聚会上谈论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向往，表现自己的时髦，因为“红”得不够彻底，也缺乏实际行动，被人讥讽为“客厅里的粉红分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