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但是其他人都把党费交给其中一位成员，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身份公开的党员。虽然我不该提他的名字，但那人是菲利普·莫里森。”希瓦利埃表示，除此之外，该组织不接受党的“指挥”，只是作为一个学术界的小组一起分享对国际时事和政治的看法。当然，莫里森早就承认过他于1938年加入了共青团，在1939年或1940年加入了共产党。当被问及希瓦利埃的回忆时，莫里森断然否认他曾与奥本海默在同一个党小组。莫里森指出，作为一名学生，他绝不会被分配到教工小组。
舍温在1982年问希瓦利埃：“为什么说你们的小组是共产党的分支机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左翼分子团体？”希瓦利埃回答说：“我也说不清。我们交党费。”舍温又追问：“你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吗？”希瓦利埃说：“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是普通的党员。”他解释说，在当时像他和奥本海默这样的人可以自认为是政治上坚定但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的成员为共产党的事业捐款，他们在党主办的活动上发言，为党的刊物起草文章和小册子。然而，希瓦利埃又说：“我们都算是，也不算是党员，随你怎么看都行。”对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舍温追问再三，希瓦利埃解释说：“这就像一种影子组织，它确实存在，但是没有被公开承认，它也产生过一些影响，因为我们对时事的个人看法被传到了党中央，有些事情还会征询我们的意见……显然，美国的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些不公开的党小组专门为那些专业人士或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设立。”
正如希瓦利埃描述的那样，奥本海默与共产党的暧昧关系得到了史蒂夫·纳尔逊的证实。纳尔逊是旧金山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很有号召力，1940—1943年他也曾是奥本海默的朋友。纳尔逊遇到奥本海默都是在社交场合，这也是他的工作之一，他是共产党与高校圈子的联络人。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纳尔逊解释道：“我和这个小组打过交道，其中有些人是党员，有些人不是，他们在小组里可以自由讨论我们面对的各种问题……当时这个小组正在讨论外交政策问题，包括奥本海默在内，大家普遍的看法是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不以某种形式结成同盟对抗意大利，那将会酿成一场悲剧。我现在不记得是希瓦利埃还是奥本海默，或者是其他成员用这些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这就是整个会议达成的共识。”
纳尔逊证实了希瓦利埃对奥本海默党员身份问题所做的模棱两可的描述。“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证明或反驳这个看法，”纳尔逊说，“我的看法是，他是一位与党关系密切的共产党的同情者。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我们曾多次讨论过左翼组织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共产党员。我认为他是校园里许多党员的好朋友。”
纳尔逊本人于1957年退出了共产党。1981年，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简要地谈到了他与奥本海默的关系。当他把手稿拿给加州的一位老共产党员看时，这个人认为纳尔逊对奥本海默“太宽容了”，他认为纳尔逊应该抨击奥本海默，因为他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个人对奥比的看法是，”纳尔逊评论道，“他与左翼组织关系密切。有没有党籍并不重要，他与左翼事业有牵连，这一点就足以在政治上毁了他……”
这个所谓的“非公开小组”的所有成员均已离世，不过其中有人留下了一本尚未出版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戈登·格里菲思（1915—2001）于1936年6月在伯克利加入了共产党，然后他就去了牛津。1939年夏回到美国后，格里菲思悄悄地恢复了党籍，但是因为他的妻子玛丽已经对共产党感到失望，格里菲思申请分派给他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任务。最终，他的职责是“加州大学教员党小组的联络人”，格里菲思在1940年秋接受了这项任务，1942年春辞去了这一职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百名教职员工中，只有三个人是这个“教员党小组”的成员：阿瑟·布罗德（英语系冰岛传说和史诗《贝奥武夫》方面的权威）、哈康·希瓦利埃及罗伯特·奥本海默。
格里菲思也认为奥本海默否认了自己曾是党员。格里菲思指出，奥本海默的辩护者在解释奥本海默的亲共行为时，总是言之凿凿地说他在政治上很天真。“那些善意的自由主义者为此煞费苦心，他们认为这是为他辩护的唯一方法。也许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的鼎盛时期，确实如此……但现在是澄清事实、提出正确问题的时候：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曾是共产党员，而是党员身份本身是否会妨碍他在一个需要公信力的位置上履职。”
对于希瓦利埃所说的“非公开小组”，格里菲思的回忆录中没透露更多细节。格里菲思显然认为，奥本海默出席这些会议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这也不难理解。格里菲思写道，这个小组定期会面——每月两次，要么在希瓦利埃家，要么在奥本海默家。格里菲思通常会带上近期的党内宣传品到现场分发，他还从布罗德和希瓦利埃那里收取党费，但是不包括奥本海默。“据我了解，奥比财务独立，他通过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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