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地邀请玻尔到那里定居，他说：“我们将竭尽所能地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住所，现在我们这里有进行科研工作的一切必要条件。”接着，卡皮查转达了玻尔认识的许多苏联物理学家的问候，并表示他们都很欢迎他加入他们的“科学工作”。玻尔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实际上他希望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允许他接受卡皮查的邀请。正如奥本海默后来向他的同事解释的那样，玻尔希望“通过这些科学家，向当时是我们盟友的苏联执政者提议，美国和英国可以用他们的核信息‘换来’一个开放世界……我们向苏联人提议，如果他们同意开放苏联，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的国家和开放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就与他们分享原子能的知识”。
在玻尔看来，封锁信息是危险之举。基于对卡皮查和其他苏联物理学家的了解，玻尔认为他们肯定能够意识到核裂变的军事意义。事实上，他从卡皮查的信中推测，苏联人已经对英美的原子能计划有所了解，而且他认为，如果苏联人认定在这种新武器的研制过程中他们被排除在外，只会使之产生危险的猜疑心。洛斯阿拉莫斯的其他物理学家也同意这一观点。罗伯特·威尔逊后来回忆说，他曾就一个问题“纠缠”过奥本海默，问他为什么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有英国科学家，却没有苏联科学家。威尔逊说：“在我看来，长此以往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不满情绪。”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显然表现出了相同的观点，但在战争期间，他非常小心谨慎，他知道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所以他总是拒绝卷入这样的对话。他要么根本不予回应，要么就抱怨几句说这种事科学家也决定不了。威尔逊后来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或许他认为我是在试探他。”
毫不奇怪，作为科学家的雇主，那些将军和政客们并不认同玻尔的观点。比如，格罗夫斯将军就从未真正把苏联人当作盟友。1954年，他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负责这个项目大约两周后，我就没再对苏联人抱有任何幻想，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项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我不赞同当时美国的态度，即苏联是一个英勇的盟友。”温斯顿·丘吉尔对苏联也有类似的看法，当他从英国情报部门获悉卡皮查和玻尔的通信时，他感到非常愤怒。“他（玻尔）怎么会牵扯进来？”丘吉尔对他的科学顾问彻韦尔男爵说，“在我看来，玻尔应该被关起来，或者至少应该让他明白他自己险些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尽管在1944年春夏，玻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进行过私人会晤，但他没能说服两位领导人，让他们相信英美在核问题上的垄断是短视的行为。格罗夫斯后来告诉奥本海默，他认为玻尔“时不时会让和他打交道人感到不堪其扰，这可能是因为他心智超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玻尔对这些政治领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物理学家中的地位却达到了新高度。再一次，玻尔是上帝，而奥比是他的先知。
1943年12月，当玻尔来到洛斯阿拉莫斯时，他还在为从海森伯那里得知的德国有可能制造核弹的消息而感到担忧，但是在他离开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个春天，玻尔得到的情报已经让他相信德国人很可能没有切实可行的原子弹计划。玻尔指出：“从那些已经泄露的德国科学家的活动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轴心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说玻尔已经对此深信不疑，那么奥本海默也一定意识到了，在制造原子弹的竞赛中，德国物理学家很可能已经远远落后。根据戴维·霍金斯的说法，1943年年底，格罗夫斯将军告诉奥本海默，据德国方面传来的最新消息，德国人已经放弃他们之前的炸弹计划。格罗夫斯表示，这一报告的真实性很难评估，德国的消息来源也有可能传递的是假情报。当时奥本海默对此只是耸了耸肩。霍金斯记得，他心想这个消息来得太迟了——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已经“不在乎德国人的进展了，他们一心要制造核弹”。
哥本哈根诠释是量子力学的一种诠释。根据哥本哈根诠释，在量子力学里，量子系统的量子态，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哥本哈根诠释主要是由尼尔斯·玻尔和维尔纳·海森伯于1927年在哥本哈根合作研究时共同提出的。——译者注
“互补原理”又称“并协原理”，由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提出并用来解释微观领域某些互斥的物理现象，比如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玻尔同时认为，互补性普遍地存在于各种事物、概念之间，从而把它发展成一条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原理，经典世界中的矛盾现象可以从对立关系转化为互补关系。——译者注
即英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林德曼（1886—1957）。他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密友，在二战期间任丘吉尔的首席科学顾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