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常常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玻尔很快就“使这项事业看起来充满希望，而之前许多人还充满疑虑”。奥本海默谈到希特勒时充满轻蔑，并强调了科学家在打败希特勒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奥本海默说：“他（玻尔）满怀希望地认为，我们会取得良好的成果，科学规律和学科协作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我们都愿意相信他所说的。”
维克托·魏斯科普夫记得玻尔告诉他：“这个炸弹也许是个可怕的东西，但它也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希望’。”那年春天早些时候，玻尔想把他关切的问题都写下来，他把一份数易其稿的备忘录分享给了奥本海默。他在1944年4月2日的草稿中已经列出几项基本观点，玻尔认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显而易见的是，我们面对的是史上最伟大的科技成就之一，它注定会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未来”，用不了多久，“一种威力无可匹敌的武器就会被制造出来，它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方方面面”。这些是好消息，但是坏消息同样一目了然，而且很可能会变成现实：“除非在适当的时候能就控制核原料的使用达成某种协议，否则任何暂时的好处，无论多么巨大，都抵不过让人类永无宁日的安全威胁。”
在玻尔心中，原子弹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控制这种对人类的威胁需要“一种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新方法”。在即将到来的有核时代，除非摒弃那种讳莫如深的态度，否则人类将不会有安全可言。玻尔想象的“开放世界”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个新世界已经存在于科学界的跨国合作中。从非常现实的角度来说，玻尔认为哥本哈根、卡文迪许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实验室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现实模型。只有在以科学价值观为基础的“开放世界”中，才能对核能进行国际管制。对玻尔来说，正是科学探索中的社群文化带来了进步、理性，甚至和平。“知识本身是文明的基础，”他写道，“但是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宽也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更大的责任，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人类的生活形态。”正因如此，在战后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必须确信没有潜在敌人在暗中储备核武器。只有在一个“开放世界”中这才有可能实现，在这个世界中，国际核查人员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军事和工业设施，并能全面掌握最新的科学进展。
最后，玻尔得出结论，只有在原子弹成为现实之前，在战争结束之前，立即邀请苏联参与战后原子能规划，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全面的国际管制新体系。玻尔认为，如果能向斯大林通报曼哈顿计划的情况，并保证它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那就可以避免战后的核军备竞赛。战时盟国之间就战后国际原子能管制尽早达成协议是避免战后世界核武化的唯一选择。奥本海默也同意这一点，实际上，1943年8月，他就曾因类似观点吓坏了他的安全官员，当时他告诉帕什上校，如果总统想向苏联人通报核弹项目，他会对此“表示支持”。
玻尔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显而易见。魏斯科普夫说：“奥本海默很早以前就认识玻尔，他们私人关系非常好。玻尔是真正能与奥本海默讨论这些政治和伦理问题的人，他可能就是从那时（1944年年初）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奥本海默和戴维·霍金斯送玻尔回他在富勒小屋的客房，玻尔调皮地闹着要试一下阿什利池塘冰面的厚度。事后一向胆大的奥本海默对霍金斯惊呼道：“天哪，要是他滑倒了呢？万一他掉进去了呢？那我们可怎么办呢？”
就在第二天，奥本海默把霍金斯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从上锁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然后他给霍金斯读了玻尔写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奥本海默显然非常重视这份珍贵的文件。根据霍金斯的说法：“这暗示着罗斯福已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因此感到了巨大的喜悦和乐观情绪……这很有意思，你看，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余下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种幻觉之中，我们都觉得罗斯福理解了我们的想法。”
玻尔对量子物理学的“哥本哈根诠释”早就转变为了一种哲学世界观，他称之为“互补原理”。玻尔一直试图将他对这个世界物理本质的洞见应用到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正如科学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后来写道的：“玻尔不满足于让互补原理的构想局限在物理学领域。他觉得这个原理随处可见——直觉和理性，自由意志，爱和正义，等等。”所以不难理解，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项目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个项目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矛盾。他们正在制造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将击败法西斯，终结所有战争，但也可能终结所有文明。玻尔告诉奥本海默，生活中彼此矛盾的双方仍属于同一整体，因此是互补的，听到这些话，奥本海默自然感到很欣慰。
奥本海默是如此钦佩玻尔，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常常主动承担起把玻尔的思想翻译给别人的任务。没多少人明白玻尔所说的“开放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而就算那些理解的人有时也会因玻尔的想法过于大胆而感到担忧。1944年初春，玻尔收到了一封耽搁了很久的信，寄信的人是他以前的一位学生——俄罗斯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在这封发自莫斯科的信中，卡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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