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这个策略存在风险，他们至少先要打探出威尔逊的态度。这位神父在1946年3月26日晚上见到了威尔逊，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她的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让她不可能被说服……”作为一个忠诚且无畏的人，威尔逊对牧师说，她“完全相信奥本海默的正直”。尽管这位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相貌英俊的神父既是她以前的高中老师，也是她们家的好友，威尔逊还是拒绝向奥布赖恩神父提供任何信息。她“表达了对安全机构”监视奥本海默的不满。威尔逊说，奥本海默曾告诉她，联邦调查局正在监视他，她认为这简直岂有此理。
这些监视行动让奥本海默很生气。有一天，他在伯克利和他以前的学生约瑟夫·温伯格聊天时，突然指着墙上的一块铜板说：“那是什么鬼东西？”温伯格解释说，学校拆掉了旧的对讲机系统，然后用这个黄铜垫片盖住了墙上的洞。但奥本海默打断了他的话说：“那里一直都藏着一个监听器。”然后他跺着脚走出了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可以肯定的是，奥本海默并不是胡佛唯一的目标。1946年春，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正在调查杜鲁门政府的几十名高级官员，同时散布各种离奇的指控。基于所谓的“可靠线人”，他质疑许多牵涉原子能政策的官员的忠诚度，包括约翰·J.麦克洛伊、赫伯特·马克斯、爱德华·U.康登，甚至还有迪安·艾奇逊。
胡佛在1946年对奥本海默及杜鲁门政府成员的调查是美国反共政治的前奏，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情者”“共产党的同路人”这样的指控成了压制或摧毁政治对手的手段。事实上，这并不是新伎俩：20世纪30年代末，在美国有些州有的人就会因这种指控而丢掉性命。但是，随着美苏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保护美国的“原子能机密”自然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对所有涉及核研究的人进行严密监视也就有了正当的理由。任何人只要在核问题上不是极端保守派，就会成为胡佛怀疑的对象；在他看来，制定原子能政策的人中，奥本海默是头号可疑人物。
1945年圣诞周一个寒冷刺骨的傍晚，奥本海默来到了伊西多·拉比在纽约河滨路上的公寓。两位老朋友欣赏着拉比起居室窗外的落日，被余晖染成黄色和粉色的浮冰在哈得孙河上漂流。之后，两人坐在不断蔓延的黑暗中抽着烟斗，谈论着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拉比后来称是他“首先提出”了国际管制的想法，奥本海默则成了这个想法的“推销员”。当然，在洛斯阿拉莫斯与玻尔会谈后，奥本海默就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但也许是当晚的谈话启发了他，让他把这些想法完善成了具体的计划。拉比回忆说：“我想到的是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它（核弹）必须在国际管制之下，因为如果只由一个国家来控制，必然引起竞争；第二，我们也对核能充满信心，工业时代的延续将依赖于核能。”于是，拉比和奥本海默提出建立一个具有切实影响力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因为它将同时管制原子弹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如果发现哪个国家发生了核扩散，拥有了核武器，就一定要进行惩戒，惩罚措施是关闭其能源设施。
4周后，也就是1946年1月底，奥本海默得知几个月前开始的谈判有了结果，苏联、美国和其他国家达成了一项关于建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协议，这令他备受鼓舞。作为回应，杜鲁门总统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国际核武器管制的具体提案。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迪安·艾奇逊，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些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重要人物，如战争部前助理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和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当艾奇逊向他的私人助理赫伯特·马克斯抱怨他对原子能一无所知时，马克斯建议他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马克斯是一位才华横溢、善于交际的年轻律师，他曾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主席戴维·利连索尔工作，现在他提议由利连索尔来协助设计一个系统的方案。利连索尔是一位自由派的新政支持者，虽然他不是科学家，但他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曾与成百上千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起工作。他的加入会让我们的讨论更严谨。利连索尔很快就同意了担任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起被任命的还有4个人：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总裁切斯特·I.巴纳德、孟山都化学公司副总裁查尔斯·A.托马斯、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哈里·A.温和奥本海默。
对于这些进展，奥本海默乐见其成。现在，他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可以着手解决那些与原子弹管制有关的重要问题。为了拟订一个初步计划，那年冬天艾奇逊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和奥本海默的顾问委员会开始不定期地举行会议。作为唯一一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自然主导了讨论，他的清晰明了和远见卓识给这些极有主见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统一所有人的想法，利连索尔更是从一开始就被他吸引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华盛顿肖汉姆酒店奥本海默的房间里。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踱步一边讲话，他会在句子或短语之间发出古怪的‘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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