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被提交给了白宫。奥本海默对此很欣慰，他认为总统现在肯定会明白控制核能的紧迫性了。
但他的乐观有些不切实际。虽然国务卿伯恩斯装模作样地说自己对报告“印象很好”，但实际上，他对报告中建议的涉及范围之广感到震惊。一天后，伯恩斯说服杜鲁门任命自己的长期商业伙伴、华尔街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负责向联合国“转述”政府的建议。此举令艾奇逊震惊错愕。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昨晚看到新闻时，我恶心透了……我们需要的那个人应该年轻、有活力、不自以为是，不会让苏联人觉得我们并不关心国际合作，只想把他们逼到墙角。这些巴鲁克一样都做不到。”当奥本海默得知这一任命时，他告诉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威利·希金博特姆，当时他是新成立的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的主席：“我们迷失了方向。”
巴鲁克私下对《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中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保留意见”。他还向三个人征求过意见，其中两位是保守派银行家费迪南德·埃伯斯塔特和约翰·汉考克（雷曼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还有一位是他的好友，采矿工程师小弗雷德·瑟尔斯。巴鲁克和国务卿伯恩斯碰巧都是纽蒙特矿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投资人，这是一家拥有大量铀矿股份的大公司。瑟尔斯是纽蒙特的首席执行官。不出意料，他们对国际原子能开发机构可能接管私有矿山的提议感到震惊。这些人从未认真考虑过将新兴的核工业国际化。而且，就原子武器而言，巴鲁克认为美国的核弹是“制胜的武器”。
奥本海默现在可谓是闻名遐迩，就连巴鲁克准备要破坏《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时，他还在竭力聘请奥本海默作为他的科学顾问。1946年4月初，他们在纽约会面讨论合作的可能性。在奥本海默眼中，这次见面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在不断被逼问下，奥本海默不得不承认他的计划并不完全符合当前苏联的政府体制。然而，他坚持认为，美国的立场“应该是提出一个有诚意的建议，然后看看他们是否有合作的意愿”。巴鲁克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中的提议需要进行几个基本方面的修改：首先，联合国应该授权美国维持其核武器储备以起到威慑作用；其次，提议中的原子能发展机构不应控制铀矿；最后，原子能机构不应对开发原子能拥有否决权。这次交流让奥本海默得出一个结论，巴鲁克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让“美国人等着被苏联人拒绝”。
之后，巴鲁克把奥本海默送进电梯并安慰他说：“别让我那几位伙计搅得你不安心。汉考克属于极右翼，但（他眨了眨眼）我会盯着他的。瑟尔斯很聪明，但他看谁都像赤色分子。”
毋庸置疑，这次与巴鲁克的会面令人无法安心。奥本海默离开时深信那个老头是个蠢货，他告诉拉比，他“鄙视巴鲁克”。不久之后，他告诉巴鲁克，自己不打算担任他的科学顾问。拉比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做了一件让人难以原谅的事情。他拒绝加入他们，所以他们找来了可怜的老理查德·托尔曼。”托尔曼身体欠佳，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那种锐气对抗巴鲁克这样的人。至于奥本海默，巴鲁克对利连索尔说：“那个年轻人（奥本海默）真叫人遗憾。他本来前途无量，但他不肯合作。他会为自己的态度后悔的。”
巴鲁克猜对了，奥本海默确实重新考虑过自己的决定。就在拒绝这份工作几个小时后，他在给詹姆斯·科南特的电话中承认他觉得自己做了件蠢事。他问自己是否该改变主意？科南特告诉他现在为时已晚，巴鲁克已经对他失去信心。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奥本海默、艾奇逊和利连索尔一直都在游说政府和媒体，他们竭尽全力不让《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夭折。巴鲁克为此向艾奇逊抱怨说，他对有人跟自己对着干感到“尴尬”。为了能够影响巴鲁克，艾奇逊同意于1946年5月17日周五下午将所有人召集到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布莱尔国宾馆。
但是，当艾奇逊正想方设法对付核妖怪时，有人正忙着对付奥本海默，他们甚至还想一手毁掉他。就在同一周，埃德加·胡佛敦促他的特工加强对奥本海默的监视。虽然手上没有丝毫证据，但是胡佛提出奥本海默有可能打算叛逃到苏联。在认定奥本海默同情苏联后，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推断：“他去那里担任原子能工厂的建设顾问要比留在美国做一个普通的线人有价值得多。”胡佛指示他的特工们“密切关注奥本海默的活动，以及他都与哪些人接触”。
在此次峰会召开前一周，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告诉姬蒂，此次会议是“想围堵这个老家伙（巴鲁克）……所以不会很愉快”，然后他补充道：“我对他们无所图，如果我有办法让他（巴鲁克）良心发现，那就是我的最佳策略。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姬蒂让他搞清楚“这个老头子想要什么”。奥本海默表示同意，然后他听到接线员插拔插头的咔嗒声，他问姬蒂：“你还在听吗？我不晓得是谁在听我们说话。”姬蒂回答说：“是联邦调查局，亲爱的。”奥本海默说：“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然后他打趣道：“联邦调查局肯定刚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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