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的行为感到恼火，所以格罗夫斯相信，在核弹准备就绪之前，这个问题不会失控。
1945年夏，台地上异常炎热干燥。奥本海默要求技术区的人员延长工作时间，每个人似乎都很紧张烦躁。即便是在山谷中与世隔绝的沃纳小姐也注意到了一个变化：“山上气氛紧张，活动频繁……高原上的爆炸似乎变多了，然后又一片寂静。”她注意到，路上向南开往阿拉莫戈多的车辆越来越多。
最初，格罗夫斯将军反对进行内爆式核弹试验，理由是钚非常稀缺，哪怕一丁点儿也不能浪费。奥本海默想说服他，他说因为“我们的知识尚不完备”，绝对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测试。他告诉格罗夫斯，如果不做测试，“在敌方领土上使用这个炸弹时所有计划都会显得相当盲目”。
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44年春，奥本海默花了三天三夜，坐着一辆重达0.75吨的军用卡车，在新墨西哥州南部贫瘠干燥的山谷里来回颠簸，他想找到一片理想的、与世隔绝的荒野，以便安全地测试核弹。当时陪同他的有哈佛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肯尼思·班布里奇和几名陆军军官，包括洛斯阿拉莫斯的安全官员皮尔·德席尔瓦上尉。晚上，为了躲避响尾蛇，他们睡在平板卡车上。德席尔瓦后来回忆说，奥本海默躺在睡袋里，仰望着星空，回忆起他在哥廷根的学生时代。对奥本海默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可以尽情享受他所钟爱的荒漠。几次考察之后，班布里奇最终选定了距阿拉莫戈多西北60英里的一处沙漠地带。西班牙人把这片地区称为“死亡之旅”。
在这里，陆军划出了一个18英里宽、24英里长的地块，并动用国家征用权驱逐了几个牧场主，他们开始在这里建造野外实验室和加固的掩体，人们可以在这些掩体中观察原子弹的第一次试爆。奥本海默将这里命名为“三一试验场”，尽管多年后，他也不太确定自己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名字。他隐约记得约翰·邓恩的一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砸烂我的心吧，三位一体的上帝……”但这也可能是他又一次从《薄伽梵歌》中汲取了灵感，毕竟，印度教也有“三位一体”的神祇：造物主梵天、保护者毗湿奴和毁灭者湿婆。
所有人都因超时工作而筋疲力尽。格罗夫斯要求的是速战速决，而不是尽善尽美。有人告诉菲利普·莫里森：“不知为什么最后期限定在了8月10日，我们这些负责准备原子弹的技术人员，不管冒多大风险、花多少钱、做出多少专业上的妥协，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按时完成。”（斯大林最迟将于8月15日加入太平洋战争。）奥本海默回忆道：“我确实向格罗夫斯将军建议过对炸弹设计进行一些改动，这样一来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原料……他拒绝了这些提议，因为这样做会耽误炸弹按时准备就绪。”格罗夫斯的时间表受制于杜鲁门总统定于7月中旬在波茨坦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会晤。奥本海默后来在他的安全听证会上作证说：“因为要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完成这项工作，我们承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我和格罗夫斯为此争吵了好几天。”格罗夫斯希望在这次会议结束前，杜鲁门手中有一枚经过测试且可用的核弹。那年春天早些时候，奥本海默曾同意把日期定在7月4日，但这很快就被证明根本不现实。6月底，在格罗夫斯进一步施压后，奥本海默告诉他的手下，他们现在的目标是7月16日周一。
奥本海默委派肯尼思·班布里奇监督三一试验场的准备工作，同时派他的弟弟弗兰克担任班布里奇的首席行政助理。让奥本海默高兴的是，弗兰克5月底就到了洛斯阿拉莫斯，但他把妻子杰姬、5岁的女儿朱迪斯和3岁的儿子迈克尔都留在了伯克利。在战争初期，弗兰克曾和劳伦斯一起在辐射实验室工作。联邦调查局和陆军情报部门一直密切监视他，但他似乎听从了劳伦斯的建议，没有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1945年5月下旬，弗兰克开始在三一试验场安营扎寨。当时的条件可以说是简陋至极。他们睡在帐篷里，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辛勤劳作。随着预定日期的临近，弗兰克觉得为可能会出现的意外做好准备是明智之举。“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寻找沙漠里的逃生路线，”他回忆说，“还制作了小地图，方便所有人撤离。”
1945年7月11日晚，罗伯特·奥本海默步行回到家里向姬蒂告别。他告诉她，如果试验成功，他会告诉她说：“你可以换床单了。”为了祝他好运，她从花园里摘了一片四瓣三叶草送给他。
在预定测试日期前两天，奥本海默入住了阿尔伯克基附近的希尔顿酒店。和他一同住在那里的还有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和其他从华盛顿飞来观看这次试验的S-1委员会官员。“他非常紧张。”化学家约瑟夫·O.赫希菲尔德回忆说。似乎还嫌大家不够焦虑，最后关头的内爆炸药（没有装钚芯）测试刚刚表明，这枚炸弹很可能会是一枚哑弹。每个人都开始盘问基斯佳科夫斯基。“奥本海默非常激动，”基斯佳科夫斯基回忆说，“我提出用一个月的工资跟他打赌，赌我们的内爆炸药能成功，他赌了10美元。”那天晚上，为了缓解紧张气氛，奥本海默为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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