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鲁门和他身边的人都知道，按照计划最快要到1945年11月1日才会开始进攻日本列岛。几乎所有的总统顾问都认为，战争将在那一天之前结束。苏联对日宣战的震慑作用当然有可能让战争结束，或者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结束战争，即在投降条件中明确日本可以保留他们的天皇，后一种方式也是格鲁、麦克洛伊、莱希等人的设想。但是杜鲁门和他最信任的顾问——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认为原子弹的出现给了他们另一种选择。伯恩斯后来解释说：“……我心里一直在想，我们必须在苏联人介入之前结束战争，这很重要。”
因为没有与日本敲定具体的投降条件——伯恩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反对这一做法，所以只有使用新型武器才能在8月15日前结束战争。因此，7月18日，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相信日本人会在苏联人到来之前投降。”最后，8月3日，国务卿伯恩斯的特别助理沃尔特·布朗在日记中写道：“总统、莱希、伯恩斯一致认为日本人在寻求和平（莱希手头有另一份来自太平洋地区的报告）。但是总统担心他们会通过苏联而不是瑞典这样的国家请求停战。”
在与世隔绝的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对“魔术”项目拦截的情报毫不知情，对华盛顿内部围绕投降条件正在进行的激烈辩论也一无所知，他更无从知晓总统和伯恩斯希望原子弹能够让他们在没有敲定投降条件的情况下、在苏联介入之前结束战争。
如果奥本海默知道，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夕，日本人已经在“寻求和平”；如果他知道用原子弹轰炸城市只是在8月结束战争的手段之一，而非必需，不知他又会作何反应。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确实渐渐意识到自己当时被误导了，这一认识不断提醒他从此以后必须对政府官员所说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奥本海默在6月16日的备忘录中总结了科学顾问小组的观点，两周后爱德华·泰勒带着一份请愿书找到了他，在各处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人都在传阅这份请愿书。请愿书由利奥·西拉德起草，它敦促杜鲁门总统在没有公开声明投降条件的情况下，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武器：“……美国不应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原子弹，除非已将向日本提出的条件公之于众而日本在知晓后仍拒绝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西拉德的请愿书获得了155名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的签名。一份反对者的请愿书只征集到两个签名。在1945年7月12日的另一项调查中，陆军对参与该项目的150名科学家进行了民意调查，72%的人赞成展示原子弹的威力，同时反对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将其用于军事打击。即便如此，当泰勒给奥本海默看西拉德的请愿书时，他还是火冒三丈。据泰勒说，奥本海默开始贬低西拉德和他的同伙：“他们对日本人的心理了解多少？他们如何对结束战争的方式做出评断？”这些判断最好还是交给史汀生和马歇尔将军这样的人去做。“我们的谈话很简短，”泰勒在回忆录中写道，“谈起我的那些朋友时，他毫不留情，不仅非常不耐烦，还大发雷霆，这些都让我很难过，但我还是马上接受了他的决定……”
泰勒在回忆录中称，1945年，他认为，在没有提前演示和警告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是后果难料的短视行为，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7月2日他写给西拉德的回复中，他的观点完全相反，泰勒写道：“你们的反对意见（即反对在战场上直接使用这种武器）并不令人信服。”这个“小装置”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武器，但泰勒认为人类唯一的希望是“让所有人相信下一场战争将生死攸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实战应用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泰勒从没暗示过他认为技术演示是可行的或者有必要做出预先警告，泰勒在信中写道：“我们发明了这个可怕的东西，但并不等于我们对如何使用它有发言权。”
当然，这其实是奥本海默在6月16日给史汀生的备忘录中提出的观点之一，他确信科学界已经无须再参与意见。洛斯阿拉莫斯的两位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和爱德华·克罗伊茨都同意散发西拉德的请愿书，奥本海默告诉他们：“既然这里的人们可以通过他来表达他们对有关问题的看法，那么他们提出的方式（请愿书）就略显多余，而且很可能效果不能让人满意。”奥本海默的话很有说服力。克罗伊茨略带歉意地向西拉德解释说：“由于他（奥本海默）对此事的态度非常坦诚，并没有独断专行，我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奥本海默没有迅速将请愿书送达华盛顿，相反，这份请愿书将通过常规的陆军渠道寄送，这样一来就会在路上耽误很久，它到华盛顿时为时已晚。
奥本海默将西拉德发起的请愿活动告知了格罗夫斯，并以贬低的口吻说：“所附的（西拉德写给克罗伊茨的）信是事态发展中的又一个插曲，我知道你一直在饶有兴趣地关注此事。”格罗夫斯的助手尼科尔斯上校当天在电话中与格罗夫斯聊到了西拉德的请愿书，“尼科尔斯问为什么不除掉狮子（西拉德），将军说现在还不能这么做”。格罗夫斯明白，解雇或逮捕西拉德会激起其他科学家的反抗。但是，因为奥本海默同样对西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