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岛东端谢尔特岛上的豪华度假胜地。奥本海默牵头组织了这次会议，他请来了汉斯·贝特、伊西多·拉比、理查德·费曼、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爱德华·泰勒、乔治·乌伦贝克、朱利安·施温格、戴维·玻姆、罗伯特·马沙克、威利斯·兰姆和H.A.克拉默斯等人，他们讨论的主题是“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随着战争的结束，理论物理学家们终于能够将他们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基础研究上。威利斯·兰姆是奥本海默的博士生，他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的报告是本次会议中众多精彩发言之一。他在报告中简要介绍了后来被称为“兰姆移位”的现象，这反过来又成为新量子电动力学理论的关键一步。（1955年，兰姆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样，拉比也就核磁共振做了一个颇具开创性的报告。

尽管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卡尔·达罗是会议的官方主席，但奥本海默主导了本次会议。“随着会议的进行，”达罗在日记中写道，“奥本海默越来越占据上风，他几乎对每个观点都进行了分析（通常语气尖刻），他那华丽的英语无比流畅，从没有支支吾吾或搜肠刮肚的时候（我从未听有人在谈论物理学时用‘宣泄’一词，还有像‘产介子的’这样的妙语，这很可能是奥本海默的发明），他还会讲冷笑话，不断指出某个或其他想法（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观点）肯定是错误的，而人们总是毕恭毕敬地聆听他的讲话。”同样，派斯也被奥本海默当众发言时“祭司式的讲话风格”所震撼：“仿佛他的目标是引导听众进入大自然神圣的奥秘世界。”

在会议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奥本海默主持了一个关于介子反常行为的讨论，他在战前与罗伯特·瑟伯尔探讨过这个问题。派斯后来还记得奥本海默的“大师级”表现，他总能适时地打断讨论，用引导性的问题总结讨论，并激励其他人思考解决方案。“我当时坐在马沙克旁边，”派斯后来写道，“我还记得在讨论的过程中，他的脸突然变得通红。他站起来说：‘也许有两种介子，一种大量产生，然后分解成一种吸收能力很弱的介子。’”在派斯看来，奥本海默因此促成了马沙克创新的双介子假说的诞生，这一突破后来为英国物理学家塞西尔·F.鲍威尔赢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谢尔特岛会议还助力了费曼和施温格提出“重整化理论”，这是一种计算电子与自身电磁场或其他电磁场相互作用的简明新方法。这再一次说明，就算奥本海默本人不是这些发现的提出者，他的许多同行也将他视为伟大的推动者。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奥本海默的所作所为。戴维·玻姆回忆说，他当时觉得奥本海默有些喋喋不休。“他说话时口若悬河，”玻姆说，“但他说的话流于表面，空洞无物。”玻姆认为他的导师已经逐渐失去洞察力，也许只是因为多年来他没有从事实质性的物理研究。“他（奥本海默）并不赞同我研究物理学的方式，”玻姆回忆说，“我想质疑一些基础理论，而他觉得一个人应该在现有理论上进行研究，善加利用并设法从中推导出结论。”在他们交往的早期，玻姆对奥本海默非常敬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认同另一位与奥本海默共事过的朋友米尔顿·普莱塞的观点，普莱塞表示，奥本海默“不具备真正的独创性，但他非常善于理解他人的想法并看到它们的意义”。

离开谢尔特岛后，奥本海默租了一架私人水上飞机前往波士顿，他将在那里接受哈佛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学位。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和其他几位要返回哈佛的物理学家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乘坐同一架飞机离开。在半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雨，飞行员决定降落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一个海军基地，但是这个机场禁止民用飞机起降，当飞机滑行到码头时，飞行员看到一个愤怒的海军上尉对他大喊大叫。奥本海默对飞行员说：“我来处理吧。”他走下飞机时自我介绍道：“我叫奥本海默。”海军军官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就是那位奥本海默吗？”奥本海默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就是奥本海默。”能见到这个著名的物理学家让这位军官喜不自胜，他特意为奥本海默和他的朋友们提供了茶和饼干，然后让他们乘坐一辆海军大巴前往波士顿。

尽管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并没有做太多的物理学研究，他还是说服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们授予了他史无前例的双重任命，即院长兼“物理学教授”。1946年秋，奥本海默抽时间与汉斯·贝特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电子散射的论文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同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但诺贝尔委员会显然对要不要颁给他这个奖项有些犹豫不决，毕竟他的名字已经与广岛和长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又发表了3篇简短的物理学论文和1篇生物物理学领域的论文。但在1950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发表过科研论文。“他没有坐功，”1951年在高等研究院访问的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说，“定力，德国人把它称为‘坐功’，字面意思就是屁股坐在椅子上。据我所知，他既没写过长篇的论文，也未做过详尽的演算，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都没干过，他对这些缺乏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