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信中说：“这件事真是太糟糕了。罗伯特，我能理解前景多么堪忧。”
马克斯和沃尔普都明白，在这种没有实质证据又各执一词的庭审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温伯格被判作伪证，那将为起诉奥本海默铺平道路。所以，马克斯和沃尔普再一次竭尽全力让奥本海默从这个案子中脱身。在一次与检察官的会议上，他们据理力争：“让奥本海默陷入尴尬和麻烦之中绝不是好事……最好能有一种方法避免这种情况，毕竟他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斯大林若想让我们上圈套，挑起对奥本海默这样的人的怀疑就是最好的办法”。
1月下旬，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后不久，沃尔普和马克斯再次找到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安，问他是否“有一些正常的内部渠道可以让高层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但当审判最终在2月底开庭时，温伯格的律师仍宣布奥本海默将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他将证明凯尼尔沃思巷的会面根本不存在。在开庭陈词中，温伯格的辩护律师颇为戏剧性地宣称：“这个案子简而言之就是法庭究竟是相信一个罪犯（克劳奇）的话，还是相信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杰出的美国人的话……”
奥本海默不得不前往华盛顿准备随时出庭。但在2月27日，他被告知自己可能不必出庭作证了，司法部突然同意撤销起诉书中与凯尼尔沃思巷会议有关的部分。为了保护原子能委员会的声誉，戈登·迪安显然向司法部施加了压力。奥本海默在2月27日当晚上乘火车回家，他到奥尔登庄园时由露丝·托尔曼主持的派对已经开始，她从加州来这里做客。露丝看得出他“筋疲力尽、忧心忡忡、疲惫不堪”，但至少他逃过了“被法院传唤之类的折磨”。
由于控方被禁止引用联邦调查局非法窃听到的温伯格与史蒂夫·纳尔逊的谈话内容，这个指控显然缺乏有力的证据。庭审于1953年3月5日结束，温伯格被宣告无罪。但美国地方法院法官亚历山大·霍尔佐夫居然在庭审中对陪审团说“法院不认可你们的判决”，此举公然违背了法律规程。霍尔佐夫接着说，庭审中的证词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1939年、1940年和1941年这些关键时期，在一所优秀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地下组织”。
无论如何，奥本海默觉得如释重负。他希望整件事能最终平息下来。当戴维·利连索尔得知奥本海默不会被传唤出庭作证时，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说：“即便发生了如此多卑鄙和不公的事情，现在我们仍有权得到一些尊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一天，奥本海默碰巧在国会山的电梯里见到了参议员麦卡锡。“我们对视了一下，然后我眨了眨眼。”奥本海默后来告诉一个朋友。
尽管还没有工作，36岁的约瑟夫·温伯格总算回归了正常生活。两年前，当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给他贴上“科学家X”的标签时，明尼苏达大学开除了他。尽管温伯格被判无罪，但该校校长宣布，由于温伯格拒绝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校方不会考虑让他复职。温伯格决定最后一次求助自己的导师，他在信中请求奥本海默给一家可能会雇用他的光学公司写一封推荐信。温伯格向他保证：“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打扰你。”尽管奥本海默完全有理由相信联邦调查局会得知此事，而且他们也确实发现了此事，但他还是帮温伯格写了一封推荐信，最终温伯格得到了这份工作。虽然温伯格对此心怀感激，但多年后，当被问及他与奥本海默的关系时，他回答说：“他已经受够了我，我也受够了他。”
温伯格案不仅让人心力交瘁，而且这场磨难代价高昂。1952年12月30日，在案件开庭前，奥本海默去了刘易斯·斯特劳斯的办公室，说要和他讨论一件私事。他说，因为他要在温伯格案中出庭作证，他的代理律师刚刚开出了高达9 000美元的账单。因为这笔律师费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他“不知该如何处理”。随后，他问斯特劳斯，作为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主席，他能否提议由研究院来支付他的法律费用。斯特劳斯态度坚决地回答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奥本海默指出康宁玻璃公司为他的朋友爱德华·康登博士支付过法律费用，斯特劳斯说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并且指出康登博士的雇主在雇用他之前就已经知道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调查他。斯特劳斯冷冷地说，对于奥本海默的问题，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们之前“毫无觉察”。这显然不是事实，1947年，奥本海默向斯特劳斯提到过自己的左翼历史已被记录在案。尽管如此，斯特劳斯仍表示，他的律师费之所以令人咋舌，是因为他的律师们认为他“腰缠万贯，收入不菲”。
奥本海默气恼地回应说，斯特劳斯肯定知道这并非事实，因为他的报税单是由斯特劳斯手下的一位研究院行政主管经办的。斯特劳斯否认了这一点，说他“不知道奥本海默的收入状况”。对此，奥本海默表示自己“并不富裕，除了研究院的薪水，他的收入不高”。他承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很富有，因为他继承了“一些相当珍贵的艺术品”。斯特劳斯显然对奥本海默的处境毫无同情之心，他在谈话结束时说，他不会在“这个当口儿”向董事会提出此事。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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