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默回答：“是的，对于其中涉及的任何人都会如此。”
罗布问：“包括你？”
奥本海默回答：“对。”
罗布问：“奥本海默博士，根据你现在的证词，你不是对帕什说了一个谎言，而是炮制了连篇的谎话，这么说算是公允吧？”
奥本海默感到走投无路，或许还有些惊慌失措，他草率地回答说：“是的。”
罗布无休止的质问把奥本海默逼到了绝境，他已经记不清自己与帕什的谈话内容，因此无法妥当地应对罗布的盘问，所以他才接受了这位逼供者精心挑选的对话记录。如果加里森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出庭律师，他会更早地提出在他的当事人看到对话记录之前不回答任何有关他与帕什谈话的问题，他还会反对罗布蓄意利用谈话记录给奥本海默设圈套。但是加里森给审问大开方便之门，奥本海默则坚忍地走了进去。
但奥本海默本不必如此轻易地屈服。对于他告诉帕什的那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比起罗布诱导他接受的那种解释破坏性要小得多。1946年埃尔滕顿告诉联邦调查局，苏联领事官员彼得·伊万诺夫最初建议他联系伯克利辐射实验室的三名科学家：奥本海默、欧内斯特·劳伦斯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埃尔滕顿只认识奥本海默，但并没有熟悉到可以直接问他是否愿意与苏联人分享情报。完全有理由认为埃尔滕顿向希瓦利埃提到过这三个人的名字，而希瓦利埃很可能特意跟奥本海默提到了这三个人，或者至少指出埃尔滕顿还提到过另外两个人（未具名）。
所以在向帕什讲述埃尔滕顿的活动时，奥本海默才提到了有三位科学家。在所有对奥本海默“信口胡诌的故事”的解释中，这个观点似乎最有道理，因为在联邦调查局自己的文件中就能找到支持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原子能委员会官方的史料编纂者理查德·G.休利特和杰克·M.霍尔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奥本海默讲的故事尽管具有误导性，但在一开始是准确的；不幸的是，自此以后，它就变得混乱且扭曲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安全听证会结束的前一天，奥本海默解释了为什么在告诉帕什他与希瓦利埃在厨房的谈话时费心编了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他的解释十分清楚，也相当可信。这些解释不仅符合那些已知的确凿事实，也符合奥本海默的性格，特别是正如5年前他向戴维·玻姆承认的那样，“当事情变得难以招架时”，他经常会说些“不理智的话”。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询问他，有没有可能1943年他对帕什和兰斯代尔所说的才是事实，而现在他对“希瓦利埃事件”的证词其实是在撒谎，奥本海默回答说：
我告诉帕什的故事不是真的。其中并没涉及三个或更多的项目成员，只涉及一个人，那就是我。我在洛斯阿拉莫斯，洛斯阿拉莫斯没有其他人与此事有关。此事也没有牵扯到伯克利的任何人……我作证时说希瓦利埃没有提到苏联领事馆，我对这一点记得最清楚。可以想见，我知道埃尔滕顿与领事馆有联系，不过我能讲出来的不过就是一些间接推测的细节，但是后来我由此编出了越来越多的不实细节。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现在你们想让我给出比“我是个傻瓜”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我很难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释。我想当时有两三件让我担心的事促使我这么做，其中之一是如果像兰斯代尔所说的那样，辐射实验室出了问题，那么埃尔滕顿很可能难逃干系，而且此事很严重，我必须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对这件事添枝加叶是为了突出它的严重性，还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或者我就是不想说出事实，也就是希瓦利埃和我谈过这件事。这件事不涉及其他人，我和希瓦利埃的谈话很简短，它并非完全偶然的闲聊，但我认为我已经准确地说明了我们谈话的基调，以及他不想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奥本海默继续详细地解释道：
我本应立刻讲出来，应该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但我有些进退两难，我本来想给情报人员提供一点儿信息，却没有意识到，当你提供一点儿信息时，你必须讲出整个故事。当我被要求详细说明时，我走上了错误的方向……那种认为他（希瓦利埃）会直接去找项目人员而不像往常那样找我商量的想法根本就毫无道理。对于这样的任务，他不太可能也没有道理成为中间人……根本没有这样的阴谋活动……当我向格罗夫斯将军说出希瓦利埃的身份时，我告诉他确实不是三个人，这是在我们家发生的事，就是我本人。所以我编出那个后果严重的故事，显然是有意不透露谁是中间人。
罗布接下来要谈的话题肯定是为了羞辱奥本海默，那就是关于他与琼·塔特洛克的恋情。
“据我了解，1939—1944年，”罗布问道，“你和琼·塔特洛克小姐都是泛泛之交，对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们很少见面。我觉得不能说我们是泛泛之交，我们曾经非常亲近，见面时仍有很深的感情。”
罗布问：“你在1939—1944年见过她多少次？”
奥本海默回答：“中间有5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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