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斯特劳斯，这份报告已经被他烧毁，他显然是不想留下任何证据，无论对他还是斯特劳斯来说，以这种方式监控安全听证会均属于不当行为。
4月15日周四上午，听证会进行到了第四天。这一天格罗夫斯将军将宣誓作证。在回答加里森的提问时，格罗夫斯赞扬了战时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表现，当被问及奥本海默是否会有意地背叛国家时，他强调说：“如果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我会很意外……”当被专门问到“希瓦利埃事件”时，格罗夫斯作证说：“对于此事，我看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我以前没有疑惑，但我今天确实有些糊涂了……我的结论是，确实有过一次这样的接触，而且奥本海默博士对此知情……”
格罗夫斯继续解释说，当他第一次得知此事时，对于奥本海默不愿透露中间人的举动，他的解释是：“这是典型的美国小学生的做法，认为告发朋友是背信弃义。我一直无法确定他都对我说了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做一件他认为非做不可的事，那就是向我透露这个项目有被别人渗透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来自伯克利附近——我认为是壳牌实验室，据说埃尔滕顿是该实验室的主要成员之一——这是对项目的威胁，应该引起重视。我一直觉得奥本海默博士是想保护他的老朋友，可能还有他弟弟。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想保护他弟弟，而他弟弟可能也牵涉其中……”
格罗夫斯的证词“可能”让更多人卷入了“希瓦利埃事件”。格罗夫斯推测弗兰克·奥本海默“可能也牵涉其中”，他这么说的时候肯定没有恶意，而且很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假设的连锁反应。因为，如果弗兰克也参与了此事，那么奥本海默不仅在1943年对帕什撒了谎，而且在1946年对联邦调查局也说了谎，现在又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继续撒谎。奥本海默知道自己的弟弟是无辜的，所以想要保护他，虽然这完全情有可原，但格罗夫斯的猜测进一步削弱了奥本海默的可信度。最终，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弗兰克参与了此事，但这一猜测让“希瓦利埃事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更激起了听证委员会对此事件的疑问。
格罗夫斯作证时为何会将弗兰克与“希瓦利埃事件”联系在一起，想搞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需要追溯到二战期间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记录。不过，不妨先从那时快进到10年后的1953年12月，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委员会开始对奥本海默的审查前，作为准备工作，联邦调查局对一些人进行了访谈。受访者包括约翰·兰斯代尔和格罗夫斯将军的战时助理威廉·康索丁、格罗夫斯本人，以及接替威廉·博登担任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科尔宾·阿勒代斯。
这些访谈对格罗夫斯的证词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康索丁和兰斯代尔都向格罗夫斯汇报了他们与调查局探员的谈话内容。对于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的事情，他们的回忆与格罗夫斯本人的记忆有多处重大出入，这让格罗夫斯感到不安。此外，他们协助了联邦调查局的前期调查，这也让他处境尴尬，他被迫向听证委员会表示，根据1954年的情况，他不会支持延长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
如前所述，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第一次提到弗兰克与希瓦利埃的关系是在1944年3月5日联邦调查局探员威廉·哈维备忘录中。哈维没有关于“希瓦利埃事件”的独立情报，但在撰写该事件摘要时，他指出弗兰克是希瓦利埃接触的“那个人”。然而，哈维得出这一结论时未引用任何证据，10年后，当高级探员向胡佛报告时，这一疏忽令他们感到困惑：“档案中没有信息显示曾有人为曼哈顿计划的数据接触过弗兰克·奥本海默，也没有记录表明罗伯特·奥本海默曾向曼哈顿计划或联邦调查局报告过这类情况。”
但在1953年12月3日，也就是博登的指控信寄出几周后，弗兰克的名字再次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这次是有人故意传播小道消息。科尔宾·阿勒代斯之前在原子能委员会工作，后来他接替了博登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职务，显然是在某个对奥本海默怀有敌意的人的唆使下，他再次挑起对弗兰克的怀疑。阿勒代斯报告说：“他从一个他认为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知，罗伯特·奥本海默说，他在埃尔滕顿-希瓦利埃间谍活动中的联系人是他的亲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阿勒代斯进一步表示，他认为联邦调查局有关此案的档案中没有这一信息，这表明他的线人对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有一定了解。他建议，如果联邦调查局想核实他的情报，他们应该采访当时正在克利夫兰当律师的约翰·兰斯代尔。
12月16日，兰斯代尔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问讯。就在前一天，格罗夫斯的另一位战时助手威廉·康索丁（阿勒代斯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他那位“可靠”的线人）与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交谈过。
联邦调查局在12月18日撰写的谈话纪要中记录了康索丁所述的情况：
格罗夫斯将军从洛斯阿拉莫斯回来后的第二天，在自己的办公室与兰斯代尔和康索丁开了一个会，他去洛斯阿拉莫斯是为了“劝说奥本海默供出埃尔滕顿的中间人”。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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