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的人之一”，但是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到他也曾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
第二天一大早，艾森豪威尔会见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卡特勒建议他立即对奥本海默采取行动。那天上午10点，艾森豪威尔把斯特劳斯叫到总统办公室，问他是否读过联邦调查局关于奥本海默的最新报告。斯特劳斯当然已经读过这份报告，他还读了博登那封促成该报告出炉的信件。仓促讨论之后，总统下令立即“完全禁止”此人（奥本海默）接触任何敏感或机密信息。
当天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他花了“一点儿时间”读了“所谓的‘新’指控”，他很快意识到“它们无非就是那个名叫博登的人写的信”，然后他明智地指出“这封信没有提供什么新的证据”。艾森豪威尔透露，作为总统，他得到的信息是，这里面的“大部分”材料“经过多年来不断的审查和复查，最终结论一直都是无法证明奥本海默博士对国家不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危险分子”。
艾森豪威尔明白奥本海默很可能是恶意诽谤的受害者，但他既然已经下令调查，也不会就此打住。如果停止调查很容易让他遭到麦卡锡的指控，即白宫在庇护一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因此，总统向总检察长发出了一份正式通知，命令他在奥本海默和机密材料之间“设置一堵隔离墙”。
华盛顿并不大，所以第二天，也就是1953年12月4日，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老朋友兼同事、海军上将德凯·帕森斯就听说了艾森豪威尔关于“隔离墙”的指示。帕森斯对奥本海默与左翼组织的联系了如指掌，但他认为这些历史毫无意义。那年秋天早些时候，帕森斯曾写信给“亲爱的奥比”说：“最近几个月盛行的反智主义可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现在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那天下午，他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见到了妻子玛莎，玛莎看得出他“非常心烦”。帕森斯告诉了她这个消息，随后他说：“我必须阻止这件事，艾森豪威尔必须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到家后，他告诉玛莎：“这可能是美国政府犯过的最大的错误！”当他说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去见海军部长时，玛莎说：“德凯，你是海军上将，为什么不去见总统呢？”
“不能这么做，”他对妻子说，“海军部长才是我的上司。我不能绕过他。”
那天晚上，帕森斯上将突发胸口痛。第二天早上，他的脸色特别苍白，玛莎开车送他去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当天他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玛莎一直认为诱因就是奥本海默的那条消息。
同样是在12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启程前往百慕大参加会议，他在那里待了5天，斯特劳斯随行。5天后他们回到了美国，斯特劳斯开始为政府起诉奥本海默一事筹划后续行动。事实上，他提前准备了好几份与奥本海默谈话的脚本，因为奥本海默定于12月13日从欧洲返回普林斯顿。12月14日下午，奥本海默打电话给斯特劳斯，两人寒暄之后，斯特劳斯漫不经心地提到奥本海默“最好能”两天后来见他一面。奥本海默答应了，但他说自己没什么可汇报的事情，“不要抱太大期望”。
事实证明，那时联邦调查局还在对博登的那封信进行分析。起初，胡佛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一名探员看完信后指出，博登“为了让这些指控看起来比真实情况更有说服力，他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了歪曲和复述”。因此，联邦调查局正在加紧调查，他们要求斯特劳斯推迟向奥本海默提出指控。斯特劳斯给奥本海默发了电报，把他们的会面改到了12月21日周一。
12月18日，斯特劳斯到总统办公室讨论他打算如何处理奥本海默案。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威廉·罗杰斯、白宫助理C.D.杰克逊、罗伯特·卡特勒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因为要与国会领导人会面没在办公室。罗杰斯一度建议他们应该像杜鲁门对待哈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样，在一个公开的国会委员会面前传唤奥本海默，针对其安全档案中的污点信息严加盘问。然而，当年怀特就是在这番折磨后死于心脏病发作，在场的杰克逊和其他人都严厉谴责这个提议。罗杰斯“笑着收回了这个建议”。相反，他们倾向于斯特劳斯的想法，即任命一个小组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进行行政复议，这不是一种正式的审判。这位科学家将有两种选择：他可以悄悄地辞职，也可以就安全许可被中止向斯特劳斯任命的委员会提起上诉。
1953年12月21日上午11点半，斯特劳斯吃惊地得知赫伯特·马克斯就在办公室外等着见他，要知道他原本打算当天下午跟奥本海默摊牌。斯特劳斯不相信这是巧合，为什么奥本海默的朋友兼律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见他？马克斯被领进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后，他说自己急需和斯特劳斯谈谈奥本海默的事。斯特劳斯打断他说，他当天下午就会见到奥本海默，而作为奥本海默的律师，马克斯应该等到那时再说。马克斯对此完全没有理会，他说他刚刚得知美国参议院臭名昭著的、由詹纳领导的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提议调查奥本海默。马克斯拿出了1950年5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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