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也没多做解释。出门的时候，希瓦利埃认为他的朋友穿得不够暖和，赶忙拿给奥本海默一条意大利丝巾作为礼物。两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友谊即将经受考验。

奥本海默在欧洲逗留期间，博登正在起草一份用于起诉他的案情摘要。这份材料的内容来自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博登曾在斯特劳斯的安排下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保管库里拿到过这份文件。博登不仅对这项工作充满热情，还一直尽心尽责地与斯特劳斯保持着联系。1953年5月底，博登失去了他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职位，但他又在匹兹堡得到了一份西屋电气公司核潜艇项目的工作，为此博登曾再三感谢斯特劳斯的“体贴周到”。那段时间博登利用晚上的时间研究奥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员会的绝密档案，到1953年10月中旬他已经写完草稿，并且于11月7日把这封信寄给了埃德加·胡佛。其实，联邦调查局也对这些资料进行过汇总，但是他们的报告冗长复杂，而博登的案情摘要用单倍行距打印出来只有3页半，他不仅重点明确地总结了对奥本海默的指控，而且结论足够惊悚。通过梳理奥本海默与共产党关系的证据，以及回顾他过去对核武器问题的建议，博登得出的结论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很可能是苏联特工。”

尚不清楚斯特劳斯得知博登写完这封信的具体时间，但他正式得到通知是在11月27日，胡佛将这封信分别转交给了他、国防部长威尔逊和总统。不过，早在11月9日，斯特劳斯在他的文件中写的一条备注表明他已经读过博登的信。他写道：“我记得联邦调查局一份1945年11月27日关于苏联间谍活动的报告记录了‘早在1940年12月，监视记录就显示一小撮人举行了秘密会议，其中包括史蒂夫·纳尔逊、哈康·希瓦利埃、加州共产党负责人威廉·施奈德曼和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一信息显然是通过实地监视获得的。”

11月30日，在正式收到这封信后不久，斯特劳斯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对奥本海默的关键指控与“希瓦利埃事件”有关：“一个尚存争议的重要问题是，此事发生后多久奥本海默才报告给了格罗夫斯，是否有理由怀疑在奥本海默报告之前，他就得知格罗夫斯已经知道了此事。”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奥本海默报告之前，格罗夫斯已经得知他与希瓦利埃谈话的消息，而且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也有格罗夫斯对此事的证词。其实斯特劳斯的这则备忘录本身更耐人寻味，他是否已经在准备日后将成为奥本海默案焦点的材料？

到1953年秋，华盛顿已经陷入政治迫害的魔掌。那些丝毫站不住脚的指控导致成百上千的公务员的职业生涯被断送了，就连总统都不愿意站出来反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953年11月24日，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通过广播电视发表了一次言辞激烈的演讲，他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叽叽歪歪、哭哭啼啼的绥靖政策”。第二天，C.D.杰克逊告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他认为“麦卡锡已经向总统宣战”。第二天早上，赖斯顿的专栏引用了这句话，并称其来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之后杰克逊遭到了艾森豪威尔一位助手的严厉批评，他说这种说法只能“让麦卡锡和他的盟友们更不会投票支持总统的计划”。面对麦卡锡的攻击，人们纷纷采取杰克逊所谓的“灾难性的绥靖政策”，这让他感到颇为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无人出面’，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隐隐地感到不快，本来我已经把这些感受压在心底，但是它们本周又卷土重来，我真的非常害怕。”他对总统的办公室主任舍曼·亚当斯说，他希望麦卡锡“那些明目张胆的行径至少能让总统的一些顾问开开眼界，他们好像还以为这位参议员本质上是个好人”。

在这种恶劣的政治气氛下，国防部长威尔逊于1953年12月2日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问他是否看过埃德加·胡佛提交的关于奥本海默博士的最新报告，艾森豪威尔说他还没看过。威尔逊说，这是“目前为止最糟糕的一份报告”，斯特劳斯前一天晚上打电话告诉他“麦卡锡知道这件事，还可能会把它扯到我们身上”。艾森豪威尔说，他倒是不担心麦卡锡，但应该让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纳尔关注一下奥本海默的案子。他告诉威尔逊，“除非我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否则肯定不会毁掉奥本海默的名誉”。威尔逊还多嘴地告诉艾森豪威尔，奥本海默的“弟弟和弟妹都是共产党员。如果我们和共产党发生矛盾，这一事实再加上他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会给我们带来很大风险”。

与威尔逊通完电话后，艾森豪威尔还没来得及读那份报告就在日记中写道，联邦调查局的最新报告“提出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指控，其中有几项新指控与以往性质不同”，总检察长必须裁定是否有必要提出起诉。但艾森豪威尔还指出：“我很怀疑他们是否真有这样的证据。”与此同时，他打算切断奥本海默与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联系。“可悲的是，如果这项指控成立，那就意味着这样的人居然从始至终都是我们原子弹项目的核心人物……当然，奥本海默博士也是强烈呼吁与全世界共享更多原子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