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会利用其声望公开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武器政策。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他精心安排了一场堪称“秘密审讯”的听证会，目的就是要确保消除奥本海默的影响力。
到1月底，斯特劳斯已经选定由罗杰·罗布对奥本海默提起诉讼。46岁的罗布是华盛顿本地人，作为助理检察官，他有7年的公诉经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咄咄逼人的出庭律师，最擅长激烈的交叉询问。在他出庭公诉的23起谋杀案中，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成功地给被告定罪。1951年，作为法院指定的律师，他成功地为厄尔·白劳德蔑视国会一案进行了辩护。（白劳德称他为“反动分子”，但称赞了他的业务能力。）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罗布都算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他的客户包括小富尔顿·刘易斯——尖酸刻薄的右翼专栏作家和电台主持人。多年来，罗布还与联邦调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连胡佛都知道他一直与联邦调查局特工“通力合作”。有一次，知名的公民自由主义者托马斯·爱默生在《耶鲁法律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批评了联邦调查局，作为回应，胡佛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罗布想借机讨好这位局长，于是他专门写信称赞了胡佛的回应。所以，斯特劳斯能在短短8天内为罗布安排好安全许可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罗布准备2月和3月的听证会时，斯特劳斯把自己对奥本海默档案所做的笔记发给了他，他觉得罗布在质疑可能出庭的辩方证人的证词时或许用得上。“当布拉德伯里博士作证时……当拉比博士作证时……当格罗夫斯将军作证时……”对于每一位证人，斯特劳斯都为罗布提供了一份文件，他认为这些文件足以破坏那些为奥本海默辩护的证词。此外，斯特劳斯还敦促联邦调查局向罗布提供了大量奥本海默的调查材料，甚至包括这位物理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住所丢弃的部分垃圾。
选好公诉人后，斯特劳斯将注意力转向物色审判员。他需要为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审查委员会寻找三位委员，他想找的是那种一旦得知奥本海默的左翼历史就会立即对其诚信产生怀疑的人。到2月底，他选定了戈登·格雷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格雷当时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校长，曾在杜鲁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斯特劳斯是格雷的老朋友，他知道格雷是保守的民主党人，曾在1952年的选举中投票给艾森豪威尔。格雷出身于南方上流社会，其家族财富来自雷诺烟草公司。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什么，似乎还认为自己的工作用不了几周就会结束，而奥本海默也将被证明无罪。格雷不仅没有意识到此事事关重大，还对斯特劳斯与奥本海默的私人恩怨一无所知，他天真地建议戴维·利连索尔担任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听到这个建议时，斯特劳斯脸上的表情可想而知。
斯特劳斯没有选择利连索尔，而是选了另一位可靠的保守派民主党人，斯佩里公司董事长托马斯·摩根。委员会的第三位成员，斯特劳斯选择了保守的共和党人沃德·埃文斯博士。他被选中的理由有两个：首先，基于他的科学家背景，他是洛约拉大学和西北大学化学系的名誉教授；其次，在之前原子能委员会讨论安全许可的听证会上，他总是适时地投出反对票。格雷、摩根和埃文斯都不知道奥本海默曾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读了他的安全档案后肯定会大吃一惊。在斯特劳斯看来，这些人都是理想的傀儡。
1月，《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詹姆斯·赖斯顿碰巧在华盛顿飞往纽约的航班上遇到了奥本海默。他们坐在一起聊了起来，但后来赖斯顿在笔记本上写道，奥本海默似乎“在我面前莫名其妙地紧张，显然是有什么压力”。赖斯顿开始向华盛顿各处打电话询问：“奥本海默最近出了什么事？”不久，联邦调查局就监听到赖斯顿多次试图打电话联系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现在“极为恼火”，因为他的安全许可被中止的消息可能很快就会尽人皆知。后来他还是接了赖斯顿的电话，赖斯顿告诉他，自己听到传言说他的安全许可被暂停了，原子能委员会正在调查他。此外，他说这一消息是由某位政府人士告诉麦卡锡参议员的。当奥本海默说他无法置评时，赖斯顿说他的这篇报道快要付印了。奥本海默本人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但他让赖斯顿和他的律师谈一谈。赖斯顿在1月底见到了加里森，两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加里森知道这件事迟早会传出去，他同意给赖斯顿一份原子能委员会的指控信和奥本海默准备好的答复。作为回报，赖斯顿同意除非到了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否则他不会发表这篇报道。
奥本海默应诉的准备成了一场艰苦的考验。大多数日子里，他都会坐在富尔德楼的办公室里，与加里森、马克斯和其他律师一起起草他的声明，讨论案件的细节。每天下午5点，他会离开办公室，穿过草地回奥尔登庄园。律师们经常会跟他一起回家，在那里他们会工作到深夜。他的秘书回忆说，“那些日子每天都很紧张”，但是奥本海默看上去很平静。韦尔娜·霍布森说：“他看起来确实很坚强，他有肺结核康复者常有的那种惊人的耐力。虽然他瘦得皮包骨，但他非常坚忍。”作为一位忠诚又谨慎的秘书，霍布森到2月还没告诉丈夫发生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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