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这成了她的心事，终于有一天她问奥本海默：“你能允许我告诉怀尔德出了什么事吗？”奥本海默惊讶地看着她说：“我以为你早就说了。”
奥本海默在“极其努力”地准备他对原子能委员会指控的回复。霍布森回忆说，他打了“一遍又一遍的草稿，如此煞费苦心只是想尽可能做到清晰准确。我不知道他究竟在这上面花了多少时间。”他会坐在他的真皮转椅上先静静思考几分钟，草草记下一些笔记，然后起身一边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边口述。“他可以连续一小时口述工整流畅的句子和段落，”霍布森说，“就在你手腕快受不了的时候，他会说：‘我们休息10分钟吧。’”然后他会回来再说上一个小时。奥本海默的另一位秘书凯瑟琳·拉塞尔用3倍行距打印出霍布森的速记稿，然后交由奥本海默修订，等拉塞尔录入修改重新打好后，姬蒂会进行编辑。最后，奥本海默要把所有的改动再检查一遍。
虽然奥本海默在努力为自己辩护，但他也有一种深深的宿命感。那年1月下旬，他前往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参加一个重要的物理学会议。那里都是他熟悉的面孔，包括泰勒、费米和贝特。在公开场合，奥本海默完全没有流露出他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但他向贝特吐露了心声，因为贝特看出来他的老朋友正经受“煎熬”。奥本海默向贝特承认，他确信自己会输。泰勒已经听说奥本海默被中止了安全许可，所以他在会议间隙走到奥本海默跟前说：“听说你遇到麻烦了，我很遗憾。”奥本海默问泰勒，他是否认为自己这些年来做过什么“居心叵测”的事情。泰勒说没有这样的事，奥本海默冷静地表示，如果泰勒能和他的律师谈谈，他将不胜感激。
泰勒再次访问纽约时见到了加里森，他说，虽然他认为奥本海默在许多事情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氢弹的问题上，但他并未怀疑奥本海默的爱国热情。然而，加里森感觉到泰勒对奥本海默并无好感：“他觉得奥本海默不够明智还缺乏判断力，因此他认为政府没有他会更好。因为他的这一看法及他对奥本海默强烈的厌恶，最终我决定不传唤他作证。”
奥本海默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和弟弟联系了。弗兰克本打算那年冬天来东部，但牧场的工作迫使他推迟了行程。1954年2月初，兄弟俩在电话中交谈时，奥本海默透露他遇到了“大麻烦”。他说，他希望他们能尽快见面，因为他从欧洲回来后本想写信“详细讨论他的问题”，但迟迟未能落笔。
在他的朋友们看来，奥本海默似乎心不在焉，还表现出令人费解的消极被动。有一天，在听律师们讨论法律策略时，韦尔娜·霍布森彻底失去了耐心，她开始向奥本海默施压。她回忆说：“我觉得奥比没有拼尽全力，我认为劳埃德·加里森太绅士了。我很生气，我想我们应该出去战斗。”
律师们讨论时，霍布森经常在场，在她看来，他们并没有帮上委托人的忙。“在我看来，整个事件显然是无理取闹。”她说。奥本海默在华盛顿的批评者“不接受合情合理的解释，不管幕后主使是谁，他就是想把它作为武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反抗、反击和进攻”。霍布森“实在不敢”在全体律师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一直在奥本海默耳边嘟囔这些”。后来，奥本海默把她叫到一旁，他俩站在奥尔登庄园屋后的台阶上，奥本海默非常温和地说：“韦尔娜，我真的是在以我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和行动尽力应战。”
并不只有霍布森一个人觉得加里森不够强硬。姬蒂也对法律团队感到不满，她觉得他们将她丈夫引到了错误的方向。姬蒂是一个斗士，20年前，当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时，她曾站在俄亥俄州扬斯敦的工厂大门外分发共产党的材料。现在，也许自那以来第一次，她需要用上自己全部的精力、毅力和智慧面对考验。毕竟，对她丈夫的指控中还涉及她过去的经历，她可能不得不出庭作证。这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将是一场磨难。
一个周六，奥本海默为准备给原子能委员会的回复忙了一上午，中午霍布森陪奥本海默一起走出了办公室。“我打算开车送他回家。”霍布森回忆道。但是当他们走向停车场时，爱因斯坦突然出现了，奥本海默停下来和他聊天。他们聊天的时候，霍布森一直坐在车里，奥本海默上车后告诉她：“爱因斯坦认为对我的攻击实在太过分了，我应该直接辞职。”爱因斯坦也许是想起了自己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他认为奥本海默“没有必要让自己身陷政治迫害，他为国家做了突出的贡献，如果这就是她（美国）给予的回报，那他就应该转身离她而去”。霍布森清楚地记得奥本海默的反应：“爱因斯坦是不会明白的。”因为纳粹的阴影即将席卷整个德国，爱因斯坦逃离了自己的祖国，后来他拒绝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但奥本海默无法背弃美国。“他热爱美国，”霍布森后来坚称，“这种感情就像他对科学的热爱一样深厚。”
爱因斯坦接着走向了富尔德楼的办公室，他朝奥本海默的方向点了点头，然后对自己的助手说：“那是个傻瓜。”当然，爱因斯坦并不认为美国与纳粹德国可以同日而语，他也不认为奥本海默需要逃离自己的国家，但麦卡锡主义确实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