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深感忧虑。1951年年初，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时说，美国“在重演多年前德国的灾难：人们毫无反抗地任其发展，这就是在助纣为虐”。他现在担心，奥本海默如此配合政府的安全审查，这不仅会令他自己蒙受羞辱，还等于承认了这种恶劣的行径正当合法。
爱因斯坦的直觉是正确的，时间会证明奥本海默想错了。爱因斯坦向他的密友约翰娜·范托娃说：“我就像一个吉卜赛人，奥本海默可跟我不一样，我天生就有大象的皮肤，没有人能伤害我。”他认为奥本海默显然是一个容易受伤和被吓倒的人。
2月底，奥本海默正在利用最后的时间润色给原子能委员会的回信，与此同时，他的老朋友伊西多·拉比试图通过一项交易让奥本海默避开听证会。当年早些时候，斯特劳斯听说拉比因为这个案子想见艾森豪威尔总统一面，于是他横加阻拦。现在拉比直接向斯特劳斯提议，如果斯特劳斯和尼科尔斯撤回正式的指控并恢复奥本海默被中止的安全许可，奥本海默将马上辞去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职位。本来奥本海默为原子能委员会服务的时间也很有限，在过去两年中，他的顾问合同上累计的服务时间只有6天。
拉比和斯特劳斯见面后不久，1954年3月2日，加里森和马克斯也出现在了斯特劳斯的办公室里，他们证实奥本海默愿意接受这样的折中方案。但此时的斯特劳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说这种解决方案“绝无可能”。他坚称根据原子能委员会的规定，该案件应由听证委员会审理，还提出如果奥本海默能以书面形式表明他辞职的意愿，“原子能委员会会予以进一步考虑”。斯特劳斯的话并不足信，当天晚些时候，加里森和马克斯再次与斯特劳斯见面，说他们已经与自己的委托人通过电话，并决定“在听证委员会为他的案子辩护”。
于是，在1954年3月5日，奥本海默向原子能委员会提交了自己对那些指控的回复，回复以自传形式写成，足足42页。
越来越多科学界的朋友了解到奥本海默的遭遇，许多人打电话表达了他们的关切。1954年3月12日，李·杜布里奇从华盛顿打来电话，问奥本海默自己可以帮上什么忙。奥本海默愤愤地说：“我认为，如果白宫想做什么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出手，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这个打算……我不说你也知道，我认为整件事纯属无稽之谈。”
杜布里奇回答说：“这可比那麻烦多了，如果只是无稽之谈，我们还可以争辩，但问题远非这么简单。”奥本海默似乎也同意这一点，他还说自己已经听天由命，只能去经受这个“烦琐冗长的过程”。另一位朋友杰罗尔德·扎卡赖亚斯安慰他说：“就你个人而言，确实没有什么好怕的，你的立场对整个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我想我要说的是，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4月3日，奥本海默给他的旧爱露丝·托尔曼打电话，告诉她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们几个月来第一次通话。托尔曼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今早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好了。我想你一定感到心烦意乱又不知所措，所以没法给我写信……我一直在想你，亲爱的，当然，我也很担心……唉，罗伯特呀罗伯特，为什么我们总是陷入这样的境地——当我们如此深切地想要帮助对方时，却总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几天后，奥本海默夫妇让彼得和托妮乘火车去了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认识的老友亨普尔曼夫妇家。在听证会期间，孩子们将留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在奥本海默和姬蒂动身前往华盛顿之前，奥本海默收到了老友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的信，他了解到奥本海默的困境后写信给他表示支持和鼓励：“我想让你知道，我和每个与我有同样感受的人都十分清楚，你这是在为我们而战。不知何故，命运选择你来承担这场斗争中最沉的担子……在这个国家，还有谁比你更能代表我们为之而生的精神和思想呢？请在你低潮的时候想起我们……我恳请你继续保持你的本色，事情会圆满解决的。”
想的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