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的方式。一方强调的是对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探索。其愿景（或噩梦）是，有一天我们的计算机和机器人将能够自主学习，并在思考能力方面超越我们。这种世界观的守护神是艾伦·图灵这位在二战中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数学家。他想出了一个名为“模仿游戏”的测试，让我们来回答“机器能思考吗？”这个问题。他相信，我们最终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而乔布斯则是另一方的典型代表。这种方式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完善人与机器之间的伙伴关系都是数字革命进程的基础。这是一种共生关系：将人类和计算机紧密联结在一起所带来的“增强智能”会永远比创造出愈加强大的机器来独立工作所带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得更快。
这个学派的守护神是19世纪的数学家、拜伦勋爵的女儿阿达·洛芙莱斯。她追求的是她口中的“诗性科学”，也就是将人文学科与技术相结合。她在1843年写道，未来的机器能够做任何事情，唯独无法进行创造性思考。她宣称：“分析性机器没有能力创造任何东西。”她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将人类的创造力与机器的处理能力联结起来。一个世纪后，图灵在自己的论文中称之为“洛芙莱斯夫人的异议”，并用部分篇幅试着反驳这一观点。
阿达学派的追随者们一直努力寻求更好的方法来促进人机交互。他们创造了更好的用户界面，这些直观的图形化界面改善了我们与机器交流的方式，也改善了机器与我们交流的方式。这种方法的领军人物包括约瑟夫·利克莱德、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艾伦·凯等人，他们拥有艺术家、心理学家和工程师的技能和情商。
乔布斯是人机联结的现代大师。他对人文和技术有着源自直觉的感知和欣赏能力，也可以把情感和分析交织在一起，因此他知道如何使设备成为我们的伙伴，而不是我们的替代品。不管是苹果公司友好的图形用户界面，还是iPhone边缘倒角曲线的触感，他知道如何才能让我们感受到与机器的联结。他和乔尼·艾夫知道，设计不仅仅是表面的属性，而是来自对硬件和软件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只有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赋予它真正的简单性。
达·芬奇是乔布斯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榜样。在乔布斯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催促我为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工程师和艺术家写传记，我最终照做了。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觉得与达·芬奇心有灵犀。他们的创造天赋来自同一种体验：站在艺术和科学的交会点。事实上，他们都有更加深刻的领悟：不要把艺术和科学区分开。
达·芬奇画的《维特鲁威人》是他站在地球的圆心和创造的方阵中的裸体自画像。这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也是一张精确的科学作品，象征着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联。在许多次新品发布会上，乔布斯都会用一张幻灯片来作为结尾，上面是一个标示着“科技”与“人文”两条街道交会口的路牌。正如他在2011年去世前几个月的最后一次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苹果的基因决定了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有科技与人文的碰撞结合，才能创造让心灵欢歌的产品。”
乔布斯钦佩达·芬奇对完美永不妥协的激情。当达·芬奇无法完美地实现《安吉里之战》中的透视效果或《三博士朝圣》中人物之间的感觉时，他宁愿放弃这些作品，也不愿创作不那么完美的作品。他一直把自己的《圣母子与圣安妮》《蒙娜丽莎》等杰作带在身边，因为他知道总可以再加上一笔，以臻完美。乔布斯的完美主义如出一辙。尽管没有人能看到内置的电路板，但他还是推迟了第一代Mac电脑的发货，直到他的团队能够让这些电路板看起来更漂亮。他和达·芬奇都知道，真正的艺术家关心的是美，即使是在看不见的地方。
在他参与撰写的1997年苹果广告“非同凡想”中，乔布斯赞扬了那些特立独行、桀骜不驯、格格不入的人。达·芬奇就属于这一类人。他是非婚生子女、同性恋、左撇子、素食主义者，也很容易分心，这不禁让人想知道他是如何融入这个世界的。乔布斯也认为自己格格不入、桀骜不驯：被遗弃、被挑选、被收养，没有完全融入自己童年生活的工人阶级郊区。
这让乔布斯终其一生都在不停追寻，希望能与寰宇建立起精神联系。他终身学习禅宗，对人类情感觉察敏锐，可以深入自己的灵魂，也能进入身边人的精神家园。因此，他的创作不仅仅是艺术和技术的伟大结合，更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以深刻的方式与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