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战胜这种癌症的人之一，要么成为同类型病人中最后一个死于这种癌症的人。换句话说，我要么是第一个上岸的，要么是最后一个被淹死的。”
访客
2011年，乔布斯再度宣布病休时，他的病情看起来很不乐观，就连一年多没有联系他的丽萨也在一周后从纽约飞来看他。她与父亲的关系建立在层层怨恨之上。人生最初的10年被父亲弃之不顾，她的内心必然伤痕累累。更糟糕的是，她继承了乔布斯的倔脾气，乔布斯觉得她身上也有她母亲爱记仇的特点。就在丽萨来之前，他回忆说：“我跟她说过很多次，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很希望我在她5岁时能对她更好一点儿，做一个好父亲，但现在她应该放下过去了，而不是余生都生活在愤怒里。”
丽萨这次来看他，两个人相处得很好。乔布斯感觉好些了，开始有心情跟身边的人修补关系，表达关爱。32岁的丽萨有一个正在认真交往的男朋友，来自加州，是个还在努力奋斗的年轻电影制片人。乔布斯甚至说，他们结婚了可以搬回帕洛阿尔托。他告诉她：“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医生们也说不好。如果你还想多见我几次，那就搬过来。考虑一下吧。”尽管丽萨没有搬到西海岸，但乔布斯还是对二人的和解备感欣慰。“我本来不确定是否要她来看我，因为我病了，不想再有其他的纷扰。但我非常高兴她来了，我心里的很多疙瘩都解开了。”
那个月，还有一个人登门拜访，希望能跟乔布斯重修旧好。这个人就是谷歌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佩奇家离乔布斯家不到三个街区，他不久前刚宣布计划从埃里克·施密特手中重新接管公司。他知道如何拍乔布斯的马屁：他问能不能过来请教一下怎样成为出色的首席执行官。提到谷歌，乔布斯还是一肚子气。他回忆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去你的吧’，但后来我想了想，意识到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帮助过我，像比尔·休利特，还有住在街区尽头那个在惠普工作的邻居。所以我给他回了电话，说当然可以。”佩奇过来了，坐在乔布斯的客厅里，听乔布斯讲述如何打造伟大的产品和基业长青的公司。乔布斯回忆道：
我们围绕聚焦的问题聊了很多。还聊到了人才的选拔，怎么识人用人，怎么样才能组建一支可以信赖的高管队伍，等等。我告诉他应该怎样避免公司变得松散无序、充斥着B级选手。我强调的主要内容就是聚焦：要想清楚谷歌做大之后，想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谷歌现在做的事情太多太杂了。我问他，你想聚焦的五大产品是什么？瞄准五大产品，砍掉其他产品线，不然只会拖累整个公司，把你们变得像微软一样。没有聚焦，公司提供的产品就只能算合格，不能达到卓越的水准。我尽我所能地为他提供了帮助。我也将继续给扎克伯格这样的人提供意见。在我的余生里，有一部分时间就是用来提携后人的。我可以帮助下一代铭记当今硅谷伟大公司的传统，帮助他们将这些传统延续并发扬光大。硅谷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应该尽我所能予以回报。
2011年，乔布斯病休的消息一出，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例如，克林顿就曾来家里看他，两个人天南地北地聊，从中东问题一直谈到美国政治。但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1955年出生的另一位科技界天才的来访。30多年来，乔布斯和盖茨这对冤家对头亦敌亦友，共同定义了个人电脑时代。
这么多年来，盖茨一直觉得乔布斯很有魅力。2011年春，他到华盛顿讨论自己基金会的全球健康项目，我在晚宴上跟盖茨聊了聊。他对iPad的巨大成功感到惊叹，也很佩服乔布斯即使在生病期间也专注于改进iPad。他略带伤感地说：“我现在不过是出资让世界免受疟疾之苦，而史蒂夫还在不断地推出令人拍案叫绝的新产品。也许我应该继续跟他一决高下，不该早早地退出游戏。”他笑了笑，好让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或者至少是在半开玩笑。
盖茨通过两人共同的朋友迈克·斯莱德，约好5月去看乔布斯。但在约定见面的前一天，乔布斯的助理打电话说他身体不舒服，于是他们重新安排了一个时间。一天，中午刚过，盖茨开车来到乔布斯家。盖茨穿过后门，来到敞开的厨房门前，看到伊芙正在餐桌前学习。“史蒂夫在吗？”他问。伊芙指了指客厅的方向。
他们两个人回忆了一幕幕往事，一聊就是三个多小时。乔布斯说：“我们就像科技行业的两个老家伙在追忆过去。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开心。我一直在想，他看起来可真健康啊。”乔布斯同样让盖茨感到惊讶——虽然他憔悴得吓人，但比盖茨想象的要更有活力。乔布斯丝毫不避讳谈论自己的健康问题，至少在那一天，他感到很乐观。他告诉盖茨，他的一系列靶向药物治疗方案就像青蛙“从一片荷叶上跳到另一片荷叶上”，试图比癌症的发展超前一步。
乔布斯问了一些与教育有关的问题，盖茨勾勒了自己对未来学校的设想：学生们可以自行在家观看讲座和视频课程，课堂时间主要用于讨论和解决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到目前为止，计算机对学校的影响微乎其微，完全比不上对媒体、医学和法律等其他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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