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自己应该吃东西——医生恳求他摄入高质量的蛋白质——但他承认，在潜意识里，他会本能地选择禁食和在青少年时期就接受的阿诺德·埃勒特的水果饮食法。劳伦娜一直告诉他这样太荒唐了，甚至指出埃勒特在56岁时摔了一跤，一头撞死了。有时，乔布斯会坐在餐桌前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的大腿，劳伦娜就会非常生气。她说：“我希望他能强迫自己吃点儿东西。家里的每个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的兼职厨师布莱尔·布朗依然会在下午过来，准备各式各样的健康菜肴，但乔布斯通常只会尝一两道菜，然后就说所有菜都无法下咽。一天晚上，乔布斯突然说：“我有点儿想吃南瓜派。”好脾气的布朗不到一个小时就张罗好了食材，做了一个漂亮的南瓜派。虽然乔布斯只吃了一口，但布朗依然激动不已。
劳伦娜咨询了很多饮食失调专家和精神科医生，但乔布斯却一直很抵触。他拒绝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治疗抑郁症。他说：“面对癌症和所处的困境，如果产生悲伤或愤怒的感受，就要正视这些感受。为什么要拼命掩盖，过虚伪的生活呢？”事实上，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变得忧郁低沉，有时泪流满面，伤感地跟周围的人哀叹自己命不久矣。抑郁症成为恶性循环的一部分，让他更加不想吃东西。
乔布斯形销骨立的照片和视频开始出现在网上，很快，关于他病重的传言四起。劳伦娜意识到，问题在于，这些传言是真的，因此也不会消散。两年前，乔布斯因为肝脏衰竭才勉强同意休病假，这次他同样抗拒。离开公司好似远离故土，不知还能否归来。但到了2011年1月，他终于接受了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此时，董事会成员早已有心理准备。他向董事会提出他想休假的电话会议只持续了3分钟。在此之前，他经常在行政会议上与董事会讨论他的想法，例如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谁可以接替他，还谈到各种短期和长期的安排。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库克将再次接手苹果的日常运营。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下午，乔布斯同意让劳伦娜召集医疗团队开会。他意识到，他正面对着一个他绝不允许在苹果出现的问题：他的治疗方案可谓支离破碎，并没有从头到尾整合好。不同的疾病由不同的专家负责——肿瘤专家、疼痛专家、营养学家、肝病专家和血液专家，但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有序的协调和衔接，这与詹姆斯·伊森在孟菲斯的治疗方法大相径庭。劳伦娜说：“医疗行业的一大问题是缺少类似橄榄球四分卫一样的个案管理师。”在斯坦福大学医院尤其如此，似乎没有人负责厘清营养与疼痛护理和肿瘤学之间的关系。因此，劳伦娜请斯坦福大学医院的专家来家里开会，还请了一些更注重积极治疗和综合方法的外部医生，例如南加州大学附属医院的戴维·阿古斯（David Agus）。他们一同商定了应对疼痛和协调其他治疗流程的新方案。
得益于尖端科学，医疗团队可以一直帮助乔布斯抢先癌症一步。当时，全球共有20个人进行了癌症肿瘤和正常基因测序，乔布斯就是其中之一。基因测序费用超过10万美元。
基因测序和分析是由斯坦福大学医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共同设立的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j）的团队合作完成的。在掌握乔布斯肿瘤的独特基因和分子特征之后，医生团队可以挑选特定的药物，直接针对导致其癌细胞异常生长的缺陷分子位点进行治疗。这种方法被称为“分子靶向治疗”，比传统的化疗更有效，因为传统的化疗会攻击人体所有正在分裂的细胞，无论是癌细胞还是健康细胞。分子靶向治疗虽然不能做到药到病除，但可以精准打击：医生可以研究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已经上市和正在研发中的药物，从中挑选出三四种可能最有效的药物。每当乔布斯的癌细胞出现变异，导致某种药物失效时，医生就会用另一种药物取而代之，继续对其进行治疗。
虽然劳伦娜一直紧盯着乔布斯的治疗过程，但每次最终拍板新方案的人还是乔布斯自己。例如，2011年5月，乔布斯在帕洛阿尔托四季酒店的一个套房里，召集乔治·费舍尔等多位斯坦福大学医院的医生和布罗德研究所的基因测序分析师，还有他的外部顾问戴维·阿古斯开会。大家围在一张桌子前。劳伦娜没有来，但里德在场。在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中，斯坦福大学和布罗德研究所的人员介绍了他们最新掌握的关于乔布斯癌症基因特征的标记。乔布斯一如既往地强势挑剔。布罗德研究所的一名分析员使用了微软的PowerPoint制作幻灯片。乔布斯打断了他的介绍，把他训斥了一番，然后解释了为什么苹果的Keynote演示软件更好，甚至还表示愿意教他怎么用Keynote。会议结束时，乔布斯和他的医疗团队已经浏览了所有的分子标记资料，评估了每个潜在疗法的原理，还列出了测试清单，以更好地确定这些疗法的优先次序。
一位医生告诉乔布斯，他的癌症和其他类似的癌症有望成为可控的慢性疾病，可以一直控制到病人死于其他疾病。有一次，乔布斯跟医生开完会后立刻告诉我：“我要么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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