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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她6月28日到此地见面。她依约而来，敲门发现门没上锁，于是推门而入，没想到刚进去，门就突然自己锁上了。

“那条信息是谁发给你的？”警察质询她。

涂媛答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万有光吧。”

她表示这几年和万有光偶有联系，逢年过节发个问候那种。

刑警问她：“你怎么知道这条信息是万有光发的？你说来就来了？”

“就是直觉，那个人老换号码。”嫌疑人耸肩说，“反正我刚好在温州，闲着没事就过来看看，谁会知道是个圈套。”

刑警们对这种回答感到气结，又无可奈何。

嫌疑人给警察查看了她的手机，手机删得空空白白，只留了一条短信。

“我们在温州聚聚。”后面附了地址。

警方追查短信的来源，发现是一个没有实名登记的电话号码，但信息发送的电信基站能覆盖万有光的住所。

薄文星想彻查嫌疑人手机里的数据，唐明说了一句“估计没用”。

“这只手机她会交出来，肯定是新机白号。那些人长期在边缘生活，你也拿她没办法。”

果然后来什么都没查着。

“你被锁在房间里，没有尝试呼救吗？”警察又问。

“谁说没有？我喊了几天几夜，但是根本没人听见——”嫌疑人说，她笑了起来，“我和那几名受害人不是一样吗？我们都没有人来拯救。”

“手机呢？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求救？”

“手机打不通，从进门以后就一点信号都没有了。”

警方在房间外侧找到一个信号屏蔽器，覆盖范围二十米，也靠柴油发电机供电。那时已经停电了，但无法证明它在涂媛被困房间里的那几天没有工作过。

涂媛还声称房间里放着一个背包，里面有属于涂姝的各种身份资料，所以她生出假扮成她孪生姐姐的心思。

以上是警方在那座城市烂尾楼的天台上孤房里搜查到的全部。那里后来被标记为三号现场。温州本地和案件专案组速调人员组成的联合侦查组当晚收队，能查的就这么多，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当证据和事实摆放在眼前时，香港督察骆承文气极而笑。

“这算什么？”他望向搭档姚盼，“那个人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就可以脱罪了？”

姚盼说：“是的，她具有了牢固的不在场证明。”

万有光死于6月29日夜晚；第六名受害人涂姝被软禁于6月29日至7月5日之间。可能性只有两种：一是由万有光下手，受害人从6月29日起一直被囚困；二是受害人在万有光死亡以后才遭到软禁，由万有光以外的人下手。

而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涂媛都不可能是下手的人。因为上述时间她身处千里之外，被关禁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房间里。

这一手简单粗暴，但直截了当。

“涂媛具有不在场证明，无法直接作案。”在案情报告会上，薄文星陈述道，“如果一定要把她视作嫌疑人，就要证明她是万有光的同伙。我们要找到她指示万有光或者其他人作案的证据。”

问题回到原点，警方最终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

警方彻查了涂媛和万有光过往几年的交集，零零碎碎有一些通信记录，甚至有他们见面的目击证人。但这些均无法作为涂媛参与犯案的实证。

“涂媛之所以不否认她和万有光有联系，是因为知道我们多少能查到一些线索。”在案件追查更长的时间后，薄文星叹气说，“但她有恃无恐。她有不在场证明，也知道我们的调查会到此为止。”

香港警长唐明补充：“而且她被关在烂尾楼里的这件事也有了解释的借口，她把罪名都推给了万有光。”

警方所掌握的主要物证，是残留在万有光家中卧室的毛发痕迹。

但涂媛和受害人涂姝是同卵双胞胎，DNA鉴别失效。警方无法咬定那些毛发属于涂媛，进而证明涂媛和万有光关系匪浅，而且以此为导向的证据也出现矛盾。

“根据举报电话追查到的作案货车，在副驾驶座上也发现了一致的头发。”香港警长唐明说起维多利亚港旁的“掳人事件”，“但那个疑似是万有光同伙的白裙女子，不可能是涂媛——她那时在温州，时间上有矛盾。”

涂媛的不在场证明，连带让这些证据一并失效。

港警督察骆承文低沉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万有光还有其他同伙吗？”

唐明答道：“不好说，同伙是谁也不好说。犯罪嫌疑人在案前案后都做足了两手准备。”

在长达数月的案件周期里，警方也找到了个别证人。万有光的相貌一目了然，另一个嫌疑人却是另一回事。不少目击人表示曾在万有光住所附近见过疑似涂媛长相的女人——但没人能证实她的身份。

“那个人说的一句话，我们无法反驳。”唐明说，“我们无法证明涂媛和万有光有紧密关系，同样无法证明涂姝完全不认识万有光——和万有光接触的人，我们无法证明是涂媛还是涂姝。这是个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