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背冰凉，生出残酷的预感。我也会在梦中惊醒，陷入慌乱中。我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她……不会真的得病了吧？我想着红斑狼疮在遗传基因里的“隐蔽抗原”，想着看见母亲形枯色槁时自己的恐慌，想着这个病在双生子之间的极高关联概率……
但随即又觉得自己想多了，庸人自扰……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患的是别的病。
很多年以来，我说着“我都知道，我都理解”。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时常发着文章，做着演讲，大声疾呼，应该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们，知道他们。但看见就代表知道吗？
我不知道姐姐患了什么病，不知道她的痛苦和恨意有多深，我甚至不知道她恨我的真正原因，所以我连自己成为刽子手都不自知。
后来我看着姐姐困在那个房间里的视频——她把自己困在那间她小时候居住过的房屋里。她对着镜头说“我的名字叫涂姝”，也对着镜头呼喊救命，用迸裂带血的指甲抓遍四面灰墙……但无人拯救。我跪在高楼天台的栏杆旁边，只觉得痛不欲生。
那不是她的表演，而是她最后的呐喊。她一辈子就呐喊了这一次。
这也是对我最后的惩罚。
在她声嘶力竭以后，她蜷缩在地板上，对着镜头最后说了一句话：“没有水了，救救我……”其实那句话，她是对我说的。
其实那后面还有半句话，她用干裂的嘴唇无声地张合，只有我看得懂。
她说：“你根本不知道。”
所有的错，都源自我的自私、虚荣，以及自大。
我躲进山林自我庆祝了半个月，终于在不祥的梦魇里惊醒，我冷汗涔涔，看见手机亮起来，一个陌生号码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我们在温州聚聚。”后面附了彩虹路的地址。
有一瞬，我生出欣喜，因为我立刻明白这是来自姐姐的邀约。但不祥猛然开始扩张，我很快想起那个地址，正是高二那年，我去县城寻找姐姐时经过的地方！
我匆匆赶回城市，突然在一种更大的不祥预感里打开网络，没有由头地翻着……
那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我在不祥里毫无由头，因为在那一个多月里，我把曾经联系了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和欧菲莉亚的事情抛至脑后。我曾牵着她们的手，说“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姐妹”。原来在我心里，根本没有她们。
当我开始惊骇地拨打她们的电话时，对面已经无人接听……
那时，我站在城市的边缘，在我面前耸立着一栋灰色的高楼。盖了顶，封了门，但我认得它。即便没有顶，没有门，只有赤裸的框架，它也是一只无法出逃的牢笼。
我拾级而上，走上十七层，再走上天台。我惶然赴约，紧张得如小时候在学校礼堂的登台，我想，我是不是又要开始表演了，那里起码会有一个观众……我要如何面对她……
但一个观众都没有。我始终没有见到她。
我在荒楼十七层之上的天台，颤抖地推开那扇门，走进去，门就随即关上了。
我在那个房间里困了九天，但有面包和水，夜里也有微光。
我没有表演，只当了观众。
在那个房间里，我把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和欧菲莉亚的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看着她们在没有水的牢笼里挣扎，也看着她们细细地说着自己的人生。
我曾经对她们夸下海口：我知道你们需要钱，我知道你们有多困难……到那时，我才知道自己对她们一无所知。
我曾经慷慨地打开挎包，递给她们每人二百元。
九天后门开了，我跪在天台的边缘，又在网络里看到了姐姐。她给我留下最后一句话：没有水了，救救我……你根本不知道。
从未亲身体会，我能知道什么？
在那个房间里，姐姐还给我留了一份她的录像。隔着荧光屏，多年以后，我们两姐妹终于面对面相见。
那份录像和莎丽她们的录像，姐姐拷在一台手提电脑里。型号挺老，笨重而厚，上盖下翻后有一条缝，屏幕的光会保留半秒钟，然后才熄灭。这些年，我无论搬家到何处，都一直带在身边。
毕竟，那是她的。
那些录像，就一直待在那个灰色的方块盒子里。
那是她留给我的罪罚，也是我和她共同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