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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心底贴近了她们，把她们当作姐妹一般，理解她们的全部悲喜，真诚地希望帮助她们。也许是因为她们作为外国偷渡客的身份更有利于我向一个外国组织示好和邀功，更有利于我的说服力……也许只是因为她们对钱的需要更加迫切。

父母、孩子、姐妹……她们有需要照顾的人，所以愿意付出一切，怎么都行。

你知道吗？人会变成刽子手而不自知。

但是和她们联系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放下了这件事。

我想你也许知道原因。那时，我母亲的病情恶化了。

我和母亲也许终生说不上和解。我辞职参加公益活动以后，母亲脸色说不上好看，说“好好挣钱的活不干，扶什么贫当什么义工”。我告诉她，在那家公司工作虽然奖金高一些，但哪里可能又拿奖又登报纸？母亲饶有兴致地笑起来，神情和我初中毕业哀求她找人帮我替考的时候一样。她知道我继承了她的衣钵，吹拉弹唱，当上了一个美丽的演员。

她患病以后，躺在病床上冷哼着说：“你要再有出息些，你妈死之前也不至于住在这么一家又小又破的疗养院里。”于是我越发焦急于我的微博的阅读量，焦急于所谓的说服力。

从小到大，母亲都是我想取悦的那个观众。

那些年我很少回家，只是暗地里拼劲。有时我会想，她其实知道当初大喊着“我最讨厌妈妈”的那个女儿是我。病重的时候，她会指着脸上的红斑对我说：“这可是美女才会得的病哦，不过你也会得的，因为你是我女儿。”

我想我们相互之间，有多爱对方，就有多恨对方。所以我也总会说：“我想当和爸爸一样的人……”

但当疗养院给我打来紧急电话的时候，我跌跌撞撞地赶回去了。

看见病床上形枯色槁的母亲，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陷入幻灭和恐惧中，悲哀得不能自已。我不知道自己这些年都在干什么，都是为了什么。一切都毫无意义。

不仅因为血脉所依和唯一观众的失去，而且因为那时我也病了。

那之前，我跟随一支扶贫队伍到了青海西宁，那里条件很艰苦，千里干涸，连孩子都喝不上水。我也发了微博：“那些孩子看着我的眼睛，分明在说，没有水了，救救我。我真切地感同身受……”

回到上海以后，我开始发烧，嘴里长溃疡，后背长出红色的疹子。

刚开始我没太在意，然后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话。我昏沉沉地赶回温州，看到母亲的一刻，也听说她并发了急性脑炎，一种剧痛也像箭矢般刺穿我的脑海。

红斑狼疮是一种遗传易感性的病。

母亲生前“你也会得的，因为你是我女儿”的话在我脑海里轰轰作响。

我恐惧得无以复加，跑到医院做了血液、皮肤病理、抗体、免疫荧光带等一系列检查。我记得有十一项指标。观察数值变化和等待全部结果出来，花了一周。

那一周，其实我能感觉身体有所好转，烧也退了，但恐惧并无消减。我精神高度紧张，也疲惫不堪。就在那一周，母亲剧烈呕吐和痉挛，精神狂乱，最后停止呼吸。

三年前，警察也拿到了我的体检报告。也许你也知道。

几组抗体的筛查结果都是阴性，可以排除红斑狼疮。

其实那一阵，我只是太累了。疲劳和紧张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仅此而已……

无论如何，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感到幻灭，所以无论如何想见姐姐一面。我想告诉她母亲的死讯，告诉她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过去的事情理应谈谈，然后放下。毕竟自四岁分开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

尤其在当时，我以为自己和母亲一样，也患上了可怕的致命的恶疾。

所以在一种应激般的情绪里，我给姐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你是不是从警察那里知道了很多事？你能猜到，对吧？

我用了那个名为Iris的邮箱。

那封邮件我后来删除了。我想，其实警察也没太关注那个邮箱里的邮件。

那封邮件很短，只写了一句话：“我一直都知道，姐姐，我们约个地方见面吧。”

刚按下发送键，我就后悔了。

无论是那句“我一直都知道”的轻飘飘的话，还是做这件事本身，都让我后悔。但已经来不及了，hotmail邮箱没有撤回的功能。

尽管我惴惴不安，为自己头脑发昏的冲动行为感到后悔，也无非是一滑而过。因为没过多久，我的心情不禁变得明朗，检查结果出来了，我没有患上重疾。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又忙于母亲的后事，偶然拿出手机看一眼收件箱，心里虽然紧张，却没有勇气再发去邮件解释和询问。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自觉被巨大的压抑笼罩太久，所以干脆手机一关，背上行囊，钻进郁郁葱葱的山林。一钻就是大半个月。

后来我和警察说，那大半个月我连新闻都没有看，这是真的。但我打着散心的旗号游山玩水，实际上却是在庆祝自己没病没痛，应当好好享受人生。

在某些热烈的篝火之夜，我也会猛